《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 二、“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 免费试读
二、“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
随着工业生产指标的不断拔高，基本建设投资也一再追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高到175亿元，比第一本账增加了30亿元。
要实现这些高指标，使我国工业一下子来一个大的“跃进”，显然仅仅依靠中央企业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当时就把工业大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地方，发挥地方大办工业的积极性上。
这样，如何发展地方工业，就成了中共中央着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之前，国家经委写出了一份《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材料，递交成都会议讨论。设想提出，花三分的力量搞中央的大工业，把七分的力量搞地方的中小工业，使工业遍地开花，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从中央直到乡一级都开办自己的工业，使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工业和农副业，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城乡工业网。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
设想特地谈到了县办工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一是凡蕴藏有煤炭资源的县份，每县根据情况至少建设一个小煤窑，一座小水泥窑，一个小的炼油厂，一个小的电站等。建设这些小型的基本工业，全部投资不过740万至2165万元，而这些工业建成后一年的生产总值，可以超过400万元，大约两至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二是那些有铁矿资源的县份，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400—500吨的小高炉，投资只要8000至10000元，两月可以建成，半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三是那些有铜矿资源的县份，还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30吨的小铜厂，投资只需8000元，半年可以建成。此外，有些县份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农副业原料资源，建设小榨油厂、小制糖厂、小造纸厂、小纺织厂等为农村副业加工的小型工厂。总之，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工业，每一个县都不应该有空白。
设想认为，县办工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一个县把上面全部工业都办起来，全部投资最多也不过是2000万元；如果只办其中的一部分，则投资更少，而这些钱，地方完全有可能自筹，不必向国家要钱。而伴随着县县工业化而来的，将是生产技术的大革命、全民科学技术水平的大提高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这样，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面貌，就会蔚然改观。到那时，将是“粮食堆满仓，牛羊满山冈；山青春常在，水秀好风光；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的繁荣景象。
毛泽东也是赞同大办地方工业的。为此，他在成都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即解决机器的问题。并指出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二为大工业服务，三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四为出口服务。1958年4月23日，毛泽东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要求他们连夜赶工，用7到10天的时间，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属省、市、自治区内的地方工业指标进行研究，并将1962年各地方重工业、轻工业的产值可能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制成一个简表，于5月5日前带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成都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各省、市、自治区要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5年或者7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对于地方工业的建设资金，该意见提出除了少数较大的重要建设项目主要由中央投资外，其他一般建设项目所需资金，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县以下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这是后来全国基本建设规模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调动各地大办工业的积极性，成都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这个规定改变了原有的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兴办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其中规定产品数量、品种、建厂规模、厂址和主要的协作配合条件需要报送中央批准外，其他的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审查批准。有些建设项目，虽属限额以上，但是如果生产的产品不需要全国平衡，而且与中央企业没有协作配合关系，这种项目的计划任务书也可先经省、市、自治区批准，然后再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备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专门讲到了为什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必须同时并举的问题。他说：“发展工业生产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需要，这就必须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彻底打破那种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只有中央和地方各级直至合作社一齐动手，并且在大中小企业方面实行分工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事情才能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只要全国二十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专区、自治州，二千多个县、自治县，八万多个乡、镇，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都能够在发展工业方面正确地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那末，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像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10—311页。
195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社论认为，无论从国内或者国际形势来看，无论是从经济或者政治的情况来看，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尽快地发展工业，尽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力，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建立的一批现代工业和积累的相当丰富的工业建设经验，有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有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勤劳勇敢，我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的条件是具备的，问题是在于怎样才能使我国的工业化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跃。那么，对怎样实现“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跃？”社论回答说，办法就是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社论提出，如果一个县办一个小煤矿、一个小化肥厂、一个小炼油厂、一个小炼铁厂、一个小电站和一个机械联合修理厂，就可以做到这个县实现工业化。如果每个县都建立起这样的工业，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就可以大大加快，就有充分可能提早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为带动地方工业的发展，成都会议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大量的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作为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带动地方工业发展的重要措施。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指出：“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提早实现工业化，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决定作如下改变：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64页。
6月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了下放企业、事业单位的17条具体办法。其中规定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除了4个特殊纸和1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下放的企业占60%—70%；粮食和商业部门所属的加工企业全部下放。下放这些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之下几年内能够超过农业产值，并且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
按照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的全部1165个中央企业中，下放了885个，占企业总数的76%，其中，纺织工业部所属企业全部下放，轻工业部企业下放962%，化学工业部下放了91%，第一机械工业部民用部分下放817%，冶金工业部下放了777%，其他各部门下放企业数都在60%以上。中共中央要求于6月15日前，全部完成下放企业的交接手续。规定下达后，中央9个工业主管部门很快提出了下放单位名单，并立即办理了下放手续。到6月15日，这885个下放单位的交接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此外，中共中央还于6月1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协作区的任务：一是解决协作区内大型企业的建设和产供销的平衡，使这些大型企业成为带动区内中小型企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骨干；
是组织工业基础较强的省、市、自治区帮助工业基础较差的地区，实行重点与全面相结合，使基础较差的地区能根据自己的资源、销路和人力条件，尽快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三是合理地使用各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避免某些基建项目不应有的重复和缺漏；四是通过协商方式，互相支援，统一步调，千方百计解决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矛盾和平衡问题；五是平衡各省、市、自治区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由此可见，成立经济协作区，主要是为了推动地方工业的发展。
按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的5至10年内地方工业产值应超过农业产值的要求，各地纷纷制订发展地方工业的规划，并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步步深入，地方工业的各种指标也节节提高。
江西省长邵式平在新创刊的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刊物《跃进》上撰文，提出要在5年内把江西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工业基地，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为农业服务的为大工业服务的工业体系。其具体目标是：化肥厂建成后的年生产能力为158万吨，5年内全部建成；拖拉机厂建成后的年产能力为1万台，1959年建成；生铁厂建成后年生产能力增加为800万吨，5年内增加的生产能力为600万吨；钢全厂部建成后年生产能力增加为465万吨，5年内增加的生产能力为400万吨；原煤厂全部建成后年生产能力增加为2750万吨，5年内增加的生产能力为2300万吨……按照这个设想，5年内江西全省新建和改建的项目约1万个左右，到1962年，全省的地方工业产值将达到100亿元，比1957年增长79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将由1957年的421%上升到654%。邵式平：《把江西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工业基地》，《跃进》1958年第1期。
根据中共中央大办兴办地方工业的要求，到这年6月底，甘肃全省已建成厂矿22万个，产值完成14亿元，而且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形成了地方工业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崭新局面”中共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全党全民大办地方工业的经验》，《红旗》1958年第2期。。在甘肃已建成的22万余个厂矿中，省和专区一级办的有2500多个，县办的15万多个，乡办的16万多个，社办的185万多个。这些厂矿的职工人数大部分在20人以下。
甘肃这年上半年“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这年1月南宁会议至3月成都会议期间，共建厂1000余个。南宁会议后，甘肃提出地方工业产值5年内要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召开了全省计划工作和地方工业会议，“对大办地方工作作了进一步研究和安排”。“但是，由于当时右倾保守思想还比较严重”，这时只是专区和县一级办厂，乡社还没有动起来。第二阶段是成都会议至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建厂3500个。在传达成都会议精神后，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在兰州、庄浪、武威召开常委会议，提出要彻底肃清“甘肃落后论”在地方工业系统中的影响，要求中央企业支援地方企业、老厂支援新厂。由于“右倾保守思想受到有力批判；办工业的神秘观点开始被冲破；办工业会影响农业发展的错误论调也被驳倒”，因此，新建厂矿不仅由专县普及到乡社，而且“部分地区出现了全民大办工业的***”。第三阶段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至6月底期间，厂矿数量猛增，达到22万个，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深入人心，省委地方工业会议上又总结了前一个时期的经验，解决了地方工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对骨干厂的建设逐个作了安排，向全省人民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各行、各业、机关、学校，都要大办工业。并且从省专（区）到县乡，各级党委都进行了工业大检查。到处海阔天空地想问题，四面八方地出主意”。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全省掀起了“大办、多办、快办地方工业的***”中共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全省1958年上半年全党全民大办地方工业的基本总结》，1958年8月9日。。
4月30日，《人民日报》在《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部分地区全民办工业的情况。报道说，自中共中央号召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以来，西北各省区地方工业的投资总额达到154亿元，比去年增加90%，等于“一五”期间地方工业投资的63%；西北地区今年计划兴建的厂矿中，属于省和自治区建设的较大厂矿有270多个。江西省在1个月的时间内办起工厂5000多个，平均每天约有170个工厂建成。云南省3个月来新建成的中小型厂矿2068个，全省100多个县已大部分拥有电力、炼铁、农机和农产品加工等10个以上的小型厂矿。
又据1958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这年施工的钢铁工业基本建设项目除了属于国家计划内的49个外，全国有24个省区大办钢铁厂，已经动手筹建的小型炼铁厂和钢铁厂约有60多个。河北省在“一五”计划期间几乎没有地方钢铁工业，但此时已动手兴建7个钢铁厂，25座小高炉。《让高炉转炉满布城乡，让铁水钢水全国奔流，二十四个省区大办钢铁厂》，《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这些钢铁企业虽然规模小，但属于正规的企业，与后来全民大炼钢时各地土法上马，用一堆砖头垒起的土高炉是不同的。此外，到这时，全国兴建的中小型化肥厂有66个，其中由省市兴办的年产10万吨的中型厂21个，由专区兴办的年产4万吨的三级小型厂7个，由县兴办的年产8000吨的四级小型厂36个，另有两个是由化工部在上海和北京举办的小型示范性工厂。《化学肥料工业大跃进，今年建设66个中小型化肥厂》，《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
当年有关这样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据国家统计局这年底公布的数据，1958年共有近700个限额以上的新建厂矿部分或全部投入生产，平均12个小时就有一个。此外，全国各地兴建的中小型厂矿更是如雨后春笋，仅据辽宁、河南、浙江、广东四个省的统计，这年新建设的县以上的中小型厂矿就有15万多个。《用空前的速度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近七百大厂矿今年投入生产》，《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至于各地人民公社办起的工厂则数以百万计。这么多厂矿企业的新建和扩建，固然对这年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结果不但使这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仅中央和省一级就达到235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87%，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的半数，而且导致了这年全国职工人数的急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