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茧随笔》 治学补谈 免费试读
治学补谈
半年前，我写了一篇《治学琐言》，发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9期中。后来有些来访者与来函者，说我这篇文章立言简约，某些意见，似乎应当再详细阐发。我于是又写这篇短文作为补充。
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补谈两个问题。
一、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
为什么治学要文史结合？如何才能做到文史结合？治史学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研究人类千百年中活动的业绩，彰往察来，以供借鉴，并且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其将来前进的方向。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活的，有思想感情，有主观能动性，所以研究历史，除去注重当时人的表面活动之外，也不能忽略当时人的内心活动（包括个别历史人物的心情以及一个时代人的共同心情）。如果不这样做，则对于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理解就难以深入。各种史书所记载的多是古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史书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可以表现这一个时代的心声。
今人常说要掌握“时代的脉搏”。所谓“时代的脉搏”者，即是时代的“心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心声。譬如魏晋南北朝是纷乱割据之世，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如曹植、阮籍、刘琨、郭璞、陶渊明、鲍照以至于庾信，他们的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愤世之慨与忧生之嗟，有一种悲凉、抑塞、阴郁的气氛，这就是这一时期的心声。唐代前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势强盛，声威远震，所以盛唐诗人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以及李白早期的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都表现出一种发扬、开朗、舒畅的胸怀，这就是这一时期的心声。（我的旧作《论宋诗》，曾引英国文学评论家安诺德之言：“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并对宋诗反映宋代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点做了较详细的阐发。《论宋诗》一文，收入拙著《诗词散论》中，可以参看。）如果能透过这种心声去观察探索，则对于当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更深透的理解。不过，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常是用比兴、蕴藉、曲折、隐微的艺术手法表达情思，不像史册记事那样明显易懂，这就要求治史者也应具有相当的文学欣赏能力。
对于个别历史人物来说，如果他有文学作品流传，也就可以借此以探寻其内心深处的情思。譬如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执政之后，锐意变法，以救北宋积贫积弱之弊；但因用人不当，执行多误，加以吕惠卿、邓绾等小人从中构陷，王安石不得行其志，遂力请解职，退居金陵。他以故相之尊，而“筑第于白下门外，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寺，或乘小舫泛湖沟以行，未尝乘马与肩舆。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节引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元丰七年）王安石卒后，苏轼撰《王安石赠太傅制》中也说：“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进退之美，雍容可观。”（《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十九）确是实况。
王安石这种出处进退的志趣、行径是偶然的呢，还是早即有此高怀夙愿呢？请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中所记的一段故事：
熙宁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参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门奔贺者相属于路，公以未谢，皆不见之，独与余坐于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
从“霜松雪竹”两句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在拜相之初，即有晚年退隐钟山与松竹相伴的志愿。他后来的行径即是这两句诗的实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安石这种襟怀风度的来源。先秦儒家主张积极救世，而道家则要消极遁世，本是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所以汉人班固曾说：“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魏晋玄学，虽祖述老庄，而亦兼采儒说，想把这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融合起来。玄学家郭象曾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认为，能建济世安邦之业，而又有山林旷逸之怀，这才是政治家的理想标准。这种新提法对后世士大夫颇有影响。东晋谢安就是这种类型的政治家。唐朝李商隐自述怀抱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亦即是这种蕲向。王安石的志趣大概也是如此，所以他非常喜爱李商隐这两句诗，见《蔡宽夫诗话》。（1948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八卷刊载拙著《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对此问题有所阐论，这里不再详说。）
古人文学作品反映历史现实，有时较史册的记述更为鲜明、具体、富于启发性。譬如杜甫平生忧国忧民，他的一千多首诗篇，从各方面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中的历史现实，并且都是他亲自见闻、亲自感受到的，加以他高超的文学天才，抒写得极为深刻、鲜明，使读者如身经其时，身历其境，对于研究唐代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应当加以利用。后人称赞杜甫为“诗史”，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也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启发，能更深透地理解、阐述历史问题。所以，文史互证确是治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曾做出卓越的贡献。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桃花源记〉旁证》《读〈哀江南赋〉》《读〈莺莺传〉》《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一系列的许多篇论文，都是征引广博，比勘精密，识解敏锐，抉发深微，往往由近及远，因小见大，发前人所未发，示后学以津梁，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范例。
二、关于如何深入探研的问题
我在《治学琐言》中曾提到治学的两种态度与方法：一是黄庭坚所说的，“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一是汪中所说，治学要能够“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如果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宏观与微观。不过，无论是宏观或微观，都应当用艰苦朴实的精神，“真积力久则入”（《荀子·劝学》），而不可以只看到近功浅利，急于求成。
我培养研究生时，都是要求他们先切实读书，打好基础，而不可急于找题目，写论文。我要求研究生系统地阅读与专业有关的重要文史书籍，有选择地参看宋人、清人、近人的有关论著，在多读深思的过程中，自然能有所触悟，发现问题，谋求解决，并提出初步的论证与设想。我就因势利导，在这方面提供线索，告诉他们如何再进一步广泛细心地涉猎有关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深入论析，清除错误的想法，巩固正确的意见。这样琢磨酝酿之后，等到论证基本可靠，意见比较成熟时，即可考虑如何谋篇布局，写成论文。我对研究生说，这样做，你们学问的成长是自然的，根基是比较坚实的，将可为以后的钻研打好基础。如果你们在学习开始时，我就先给你们每一个人出一个论文题目，你那时读书还不多，对这个题目还所知很少，更谈不上心得，将要完全按照我指出的线索看书，摘录资料，亦步亦趋，处于被动。时间久了，你在此范围内搜集了不少资料，加以对照、探索，也可以想出见解，写成一篇论文，或许在某些小地方有新收获，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将是不够的。因为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各方面，是互相关联，互有影响的，如果无有较广泛的知识而只是先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搜集资料，则在视野的广度与探研的深度方面，将受到相当大的局限。如果这样指导你们，就像在温室中培养植物，可能见速效，开几朵花，但是再继续多开就不容易了。至于生长在平原广野、深山大泽中的花树，经过日光的照晒与雨露的滋润，虽然生长得慢一些，但是根深叶茂，经受风霜，可以开放无穷的花朵，结成丰硕的果实。苏轼所说的“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稼说送张琥》）就是这个道理。
探研学术问题时，总是常会经历艰难曲折的路程，不会是手到拿来，一帆风顺的。即便是小问题，也常会这样。下面举一个故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传中说：
（若璩）常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引者按，指徐乾学）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出自何处。当时不能答。’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书·独行传》（按《后书》乃《后汉书》之简称），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
“使功不如使过”这一个成语的原始出处，本是很小的问题，但是以阎若璩之渊博，也还是多年探寻，几经周折，才找到它最早的出处。至于研究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牵涉广泛，情况复杂，那就更需要不怕艰难挫折，精进探求，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马克思说：“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确是深悉甘苦之至理名言。治学的过程虽是艰苦曲折的，但是当获得成果时也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一种勤劳而后收获的极大快乐。我曾写过一首《虞美人》词，虽是托喻之作，亦可象征治学的过程与心境。
寻山当日夸身健，千里宁辞远？飞泉幽石晚霞明，云海茫茫何处是归程？青溪谁料相逢好，绝顶多瑶草。奇芬玉液足颐情，何必栖栖天外觅长生？
以上是我对于有关治学经验两个问题所做的一些补充，恐怕还是说得粗浅，未能深透。
（原载《文史哲》，198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