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号角：四个现代化构想首次提出》 科技现代化 免费试读
周恩来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彭真同志亲自到实验工厂视察，同时还提出：“要紧盯日本，迎头赶上。”
王铮指出：“加强科研，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军事电子尖端技术，保证军事电子装备适时更新换代，要跳出单纯仿制的模式，不受制于人。”
中央决策推动航空科技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６时，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直５直升机在试飞员钱广有、程绍英的驾驶下首飞成功。
１２月１６日，直５试制成功祝捷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为直升机飞行表演剪彩。
直５直升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我国的航空科技发展到了新的水平，我国的航空科技在科技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其实，中国的航空科技，从建国初就受到中央的重视。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就提出：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央军委航空局成立了，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国人民***空军正式成立。
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与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央上报《关于航空工业建设意见》，重工业部设立航空组。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下旬，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道路问题。
关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前，空军和重工业部曾经设想过，航空工业直接进入飞机的装配、制造，修理工作归空军负责，但战争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连续几次会议讨论，最后，周恩来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有９６０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搞修理，由小到大，由修理走向制造。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还做出了另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依靠苏联援助建设自己的航空工业。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受周恩来派遣，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从北京出发，赴苏谈判。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与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７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并在重工业部设立了航空工业管理局。
此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航空管理局对接收的１８个工厂进行整合调整，国家拨经费，调人员，并从苏联购买了一大批设备，中国航空工业有了初步的家底，也标志着航空工业的诞生。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７日，周恩来亲率代表团赴苏，与苏方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航空工业局副局长陈平随行。关于航空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问题，周恩来给予了特别关注。
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在航空工业局报送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上做了修改。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中方根据周恩来修改的航空工业“一五”计划与苏方进行谈判。最后确定了１３个苏联援建中国航空工业项目。
１９５４年７月，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５在南昌升空。两年后又一个７月，喷气式歼击机歼－５又在沈阳横空出世，使中国跨进了喷气时代。
１９５６年，中国从苏联引进米－４直升机及其发动机ＡⅢ一８２Ｂ制造技术。
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４日，中国航空工业局分党组做出决定，由哈尔滨飞机厂和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厂仿制苏联米－４直升机及其发动机。
哈尔滨飞机厂厂长陆纲，为试制直５打好基础，先组织技术骨干，修理苏联的米－４直升机，熟悉直升机的结构特点、工艺分离面的划分以及各大部件的协调方法等。在１９５７年内制定了直５直升机的试制总方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米－４直升机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到厂，陆纲即组织技术人员日夜兼程地进行翻译及学习消化。设计人员在２５天内，描绘出２５万张Ａ４图纸，工艺人员用两个月完成了全机１０００多套工装设计任务。
１９５８年３月，航空工业局组织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哈尔滨帮助工作，进一步审定工艺方案和协调路线，特别对关键部件的试制方案进行了详细讨论。
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５８年，苏联米－４专家组在哈尔滨飞机厂工作了两年。专家组共５人，在厂期间他们按照协议传授了直升机设计、工艺和试飞等技术，培养了一支直升机设计、工艺队伍，指导建立直升机特有的旋翼，自动倾斜器、桨毂的生产车间。
直５直升机共制造５架。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装配完成第一架供静力试验的直升机，送沈阳飞机厂强度试验室进行了静力试验。１２月１０日，总装完成第二架供试飞用的直升机。
１２月１４日，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直５直升机首飞成功。１２月１６日，举行了直５试制成功祝捷大会。
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厂依照苏联发动机进行活塞７发动机试制。从１９５８年１月开始，在零件制造上，除株洲发动机厂协助制造汽缸部分的２６种零件外，其余１５００余种零件均在该厂制造。首台发动机于１９５９年３月制造完成，４月３０日开始试车，７月５日完成４００小时台架试车，证明国产发动机符合技术要求。
在发动机试制中遇到一个技术关键是工厂缺少试车的专用测功设备。工厂技术人员发挥了聪明才智，利用一台苏制发动机的前机匣，成功地设计制造了测功机匣，达到了测功的技术要求。
为提请国家验收，直５直升机必须安装国产活塞７发动机，哈尔滨两厂密切合作，在１９５９年进行了１３个科目的地面试验，包括重心计算、发动机、操纵系统、旋翼颤振等。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７日，试飞员钱广有、刘星祥对装有国产发动机的直５直升机进行了１１小时３１分的飞行试验，达到了合格要求。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国家鉴定委员会颁发了直５及其活塞７发动机鉴定书，同意哈尔滨飞机厂和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厂分别进行直５及活塞７发动机的生产。
中国第一架直升机及其发动机的试制成功，表明中国航空工业已掌握了直升机的制造技术，为今后直升机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航空科技现代化。
中央大力促进半导体科技
１９６４年，在北京展览馆，建国后第一次新技术展览会正在举行。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国内工业和科技部门的新技术产品。
在电子产品中，有一种超小型的半导体收音机，体积小到可以放在手掌心里，但是没有注明生产部门。当时人们都还在使用较大型的台式电子管收音机，从未见过这样小巧玲珑的国产袖珍收音机。
当时国际上也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能生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和惊喜，许多人还打听从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收音机。
其实，这台收音机是由非电子工业技术专业的公安部的几个小厂协作生产出来的。它的产生与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还有关系。
１９６１年国庆节后，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这是建国后日本第一次在我国举办这样的大型展览。
当时社会谣传这次展出要发售半导体收音机，所以展览会开幕那天，人特别多，把会场栏杆都挤坏了，影响很不好。外国通讯媒体对此作了夸张渲染的报道。
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说：“中国人要有志气嘛！”当时，丁兆甲等公安部十二局的一些同志听到后，深有感慨，有了自力更生试制半导体收音机的念头。
这一想法得到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的赞同。于是便决定由十二局直接来策划方案，由时任十二局副局长的丁兆甲和时任北京实验厂厂长的路群同志组织实施。公安部有一个专为公安业务服务的北京实验工厂，规模虽不很大，但设备齐全，工人和技术人员较精干，科技门类和工种也配套，还有受公安部和省市公安厅局双重领导的几个地方工厂可以协作。
当时辽宁省厅的辽河实验工厂研制的锗晶体管，已能稳定地批量生产高频和低频系列的锗晶体三极管，尤其是采用辽河厂的开关管性能稳定可靠，能经受长期的使用考验。
有了半导体管，试制收音机就具有了可靠的条件，但是要做成像日本产品那样小的收音机，还需要有一整套相应的超小型元器件配套，并采取分立式插入印刷电路板等新工艺，还要有超小型的叠层电池装入机壳中才能使用。
而当时国内还处在普遍应用电子真空管的时代，要搞这个项目确有很多困难。丁兆甲和工厂负责人路群、孙于时、章绍瑾及技术人员开始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试制的问题，开始时曾作了几种方案的考虑，是依靠外单位协作还是由自己搞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比较，但外单位也没有现成产品可供利用，而仍需要从
头开始试制，这样可能时间拖得长，质量也难保证。
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大家决定还在本部门试制配套超小型元器件。同时，丁兆甲他们还为此制定了技术质量指标，要求体积也不能大于日本当时同类的商品。
经过讨论以后，他们确定在北京实验厂成立第二试验室，由彭泽民、徐锡勋、王寄琴等搞电路设计、总装测试。由第一试验室的吕明初、沈树芳、邱朝潜、杜荣睿、高幼珍、陆皓良、刘业清等搞铁氧体磁性天线和振荡线圈、中周、低频变压器、陶瓷电容片、热敏电阻、可变双联电容器和印刷电路工艺等。
技术科的范信能、刘淑芳、张静华和车间的李寿平、陆孝聪等搞总体结构、金属和塑料外壳的模具设计和工艺，谷宪文搞机壳外型美术设计，还添置了必要设备，立即运作起来，经过动员，参加人员热情很高，都愿为争取早出国产半导体收音机而作贡献。
大家克服没有参考资料的困难，精心设计，投入试制工作，工厂各科室、车间也积极配合协作，大开绿灯。在统一布置要求下，有关地方工厂也齐心协力，辽宁省辽河实验工厂厂长孙振凯如期送来高增益低噪声的筒式晶体管；武汉实验工厂厂长彭其光加紧试制出小块的９伏叠层电池；上海市公安局的吴星处长亲抓上海实验工厂，生产了音色丰富的小扬声器；杭州实验厂的蒋开福工程师经过反复测试、生产了精密的超小型接插件；哈尔滨实验工厂也生产出立式小型电解电容器等。
参加试制的技术人员、工人、管理和后勤人员，都干劲十足、精心地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由于元器件质量好，保证了试制整机的质量要求，也加快了整机试制步伐，缩短了试制样机到定型投产的周期。
从１９６２年冬正式开始到１９６３年秋，历时１０个月就 试制出两批样机，经一再改进而定型。这种定型后的６ 晶体管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它全部使用自制超小型元器件，在国内是首创。这种新式收音机灵敏度高，噪音低，杂波干扰少，在云南等边远山区均可清晰地收听中央电台广播。
样品经过了各种例行试验，开始进行批量生产。第一批先装配了１００台，取名为鹦鹉牌，以后又陆续批量生产。先在内部发售了两种规格的２０００余台，当时出国访问的代表团还将它作为礼品赠给朝鲜等国。
试制成功后，公安部领导彭真同志，亲自到实验工厂视察，同时还提出：“要紧盯日本，迎头赶上。”
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我国能否自制半导体收音机的事也很关注。他还提出把这种小收音机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汇报。当时厂里选了两台由汪东兴送去了。
毛泽东见到这样小巧灵敏的收音机很高兴，问汪东兴，这是劳改工厂的产品吗？汪东兴告诉他，这是公安部技术局工厂生产的。
毛泽东还拿出日本的收音机作了比试后，感到欣慰，说：“这可是尖端呵！”当即把日本友人送他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交给汪东兴，要他转赠公安部工厂作研究参考，并指示说：“要他们精益求精。”
周恩来看了也很高兴，把日本友人送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也转送给工厂参考。工厂收到两位中央首长的收音机后，全体人员都特别高兴，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了发展我国电子新技术和半导体生产的问题，这次会议对全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９６４年国家举办新技术展览会时，四机部王铮部长特别指定鹦鹉牌收音机参加展出，并颁发了国家电子产品三等奖。
公安部十二局研制的第一部超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促进了中国的半导体科技的发展进步，也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增添了光彩。
中央推动电子科技现代化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日，***再次派出Ｕ－２型高空侦察机侵入大陆领空，中国导弹部队岳振华营向空中连续发出两枚导弹，准确击中***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驾驶的侦察机。
消息传出，国际军事界惊叹不已。从此，蒋美侦察机再也不敢肆无忌惮的出没在大陆上空。这是我国电子通信事业在王铮带领下为国防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１９５０年５月，在原军委三局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简称军委通信部。
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３日，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通信兵部，行使兵种领导机构职权，王铮任主任，同时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
１９６３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以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十局无线电工业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任命具有几十年无线电通信工作经验的王铮为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主要任务是：
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线电工业，即电子工业，要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统一规划与管理全国的无线电工业，加速发展新技术，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先进的电子装备。
王铮到任后，多次开会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电子工业概况、与世界电子技术的差距、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封锁，以及无线电工业部的基本任务。在一次党组会上，王铮指出：
我们要贯彻执行“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方针，就应“寓军于民，以民养军”。要下最大的决心，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形成优势。
第一，加强科研，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军事电子尖端技术，保证军事电子装备适时更新换代，要跳出单纯仿制的模式，不受制于人。
……
现在，半导体技术是国际上一种新兴技术、西欧各工业强国只注重发展电子管技术，而美国、日本以发展半导体器件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进而形成了两大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与日本在半导体技术方面的水平已有差距。我认为：应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全国半导体器件专业委员会”，同若干研究所、工厂认真研究协调，并强调注重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上述各要点经党组会讨论后，一致同意提交电子工业领导干部会上讨论，制定具体的政策与措施，积极组织实施。
１９６３年４月，王诤首先从陆军通信装备改进设计结构出发，提出了对现有通信机产品进行革新，搞“系列化、小型化、半导体化”的建议。根据王诤的指示，第四机械工业部二局与通信兵部及使用单位先拟订了陆军用的几种产品整机的系列化、半导体化、小型化方案。
为实现这些产品的“三化”，王诤召集了１００多个有关单位的总工程师、设计科长及有关同志，群策群力，动脑筋想办法。
按照试用、改进、再试用、再改进的辩证唯物论路线，王铮主持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很快走出了一条自行设计、成龙配套生产我军通信设备、以军带民发展应用半导体新技术的可行之路，并且越走越宽广，使当时濒于停顿的半导体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通信装备的改革中，并通过产品订货促进了我国半导体技术的长足发展。
１９６３年３月９日至９月２５日，***空军Ｕ－２型飞机多次深入我国西北地区侦察，３次飞入地空导弹设伏地点，均因其使用预警系统，及时改变了飞行航向，避开了导弹的打击。
当王铮在一份“情况通报”中看到这则消息时，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王铮认为，敌Ｕ－２型飞机之所以能避开我地面导弹的攻击，关键是他们的机载雷达接收机在起作用。
于是，王铮调集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人马，为导弹部队攻克技术难关。在王铮派出的第四机械工业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导弹部队的官兵很快制定了一个使Ｕ－２型飞机落人“陷阱”的周密计划。他们更换了电器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从而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从而诱使敌机丧失警惕。
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建议将几个地空导弹营统一部署，集中使用，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力网。根据这一指示，空军将几个营机动到江西弋阳至衢州１６０公里的拦截正面集体待命。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日，当***Ｕ－２型高空侦察机再次出现时，被我军导弹部队迅速击落。
王铮通过一系列的正确决策和实践，为中国的电子通信科技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大力号召发展航天科技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阳春天气，温暖而又美丽的一天。１５时５０分，周恩来电话告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
毛泽东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２１时３５分，卫星发射时刻终于到来了。“东方红１号”随“长征１号”运载火箭在发动机的轰鸣中离开了发射台。２１时４８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２１时５０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中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音，声音清晰宏亮。
“东方红１号”在太空昼夜不停地向全球播放《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进入宇宙空间。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航天科技在现代化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领导就十分关注中国的航天事业。这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新中国建立后，领袖层明显地感觉到外来威胁的存在。因此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重要的议题。
当时这些技术的惟一来源是盟友苏联，然而苏联当时只同意接受５０名中国留学生，不愿进行具体的技术援助。就在五星红旗升起的第二个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召唤海外学子回国。
１９５５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钱学森和他的夫人终于回到了祖国。在此之前，由于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的是高精导弹技术的研究，因此在他提出希望回国的意愿时，美国有人声言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赤色中国。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钱学森终于安全回国。
１９５６年２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最先为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１９５６年３月，国务院制定《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出要在１２年内使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１９５６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中国的航空和火箭事业。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８日，聂荣臻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然而当时他们的全体部下，新调来的１５６名大学生和五院当时的各级干部，别说导弹的基本概念，就是导弹的模样也没人见过。大学生朱礼文说：
当时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学的是飞机设计啊，我好多同学都去搞飞机，但是最后分配的时候，分配到我们的五院，就来搞火箭，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１０２名苏联导弹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送给中国的厚礼，两发Ｐ－１近程地地导弹。
由于设计图纸和工艺工装资料没有同时到达，而国家又急着要导弹，当时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分解导弹结构，照猫画虎，测绘出所有零部件的尺寸，以供生产加工部门仿制。
要拆卸一个直径两米、长度近２０米的导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弹体、发动机到每一个螺钉、垫圈，都被细心地拆下包装做好记号拿去测绘。
这一过程进行了半年的时间，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被兴奋所笼罩，天天通宵达旦、日夜苦战。很快，工厂就加工出一大批零部件，然而等到年底苏方的原文资料图纸到达后一对照，所有人都凉了半截。
原来之前那种靠简单测绘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尖端科技产品的技术与质量要求有很大差距，先前自制的零部件大部分要返修或者成为废品，仿制工作遭到第一次挫折。也为中国的导弹事业提供了经验。
１９５８年１月，国防部制定了“喷气与火箭技术十年发展规划纲要”。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之后，中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建议开展中国卫星工程的研究工作。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进行有关学术活动。
中国科学院由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负责拟订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代号为“５８１”任务，成立了“５８１小组”，议定建立３个设计院。１９５８年８月，第一设计院成立。１１月，迁往上海，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许多科学家正在紧张地盯着一个指向天空的金属物体。这是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制造的火箭，Ｔ－７Ｍ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随着一声巨响，Ｔ－７Ｍ迅速飞向蓝天，越来越高，最终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发射场上响起了人们的一片欢呼，机电设计院的科学家们拥抱在一起，激动的热泪盈眶，相互庆祝这次成功的发射。
这枚火箭试射成功，开始了中国的“空间时代”。这是中国探空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
１９６０年６月，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撤走。就在苏联撤走专家１７天后的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苏联专家认为会爆炸的中国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Ｐ－２导弹。
而这时，中国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仿制出来的火箭，也开始进入最后的组装。人们把新中国航天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第一枚火箭命名为“东风一号”。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３时２０分，经过５天５夜的行军，“东风１号”专列抵达酒泉发射中心。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９时，中国第一枚仿制的导弹火箭“东风１号”点火，发射成功。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０日，第一颗卫星方案论证大会开始，由于内容庞杂，问题繁多，至到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才告结束，历时４２天。会议基本完成了预期的要求，论证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进度计划和条件保证，部分同志还研究了分工协作和技术管理办法。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东方红１号”随“长征１号”运载火箭在发动机的轰鸣中离开了发射台。
火箭、卫星的相继发射成功，为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根基，带动了中国航天工业的兴起，使中国的航天技术与世界航天技术前沿保持同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