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号角：四个现代化构想首次提出》 工业现代化 免费试读
毛泽东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周恩来说：“进行内地的工业建设，必须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逐步实施。在近期内，首先是大力进行地质资源的勘探工作。”
王进喜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矿产工业推动四个现代化
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１６时许，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里喷射出 了黑色油流。顿时，围观的群众、科学工作者、石油工人沸腾了。这是大家在为举世闻名的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而欢呼。
当时正是国庆１０周年的前夕，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并将大庆油田作为献给国庆１０周年的一份特殊厚礼。
大庆油田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它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石油矿藏开发新的篇章。对这一油矿勘探成果，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石油已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彩。
包括石油矿产在内的中国各种矿产工业的发展，是与周恩来“地质是先行”“是开路先锋”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地质是先行”“是开路先锋”，这是周恩来始终强调和坚持的经济建设思想之一。１９５０年５月，周恩来探望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时，深情地说：
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当先行。
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国地质部成立，国家调集和培训的
地质技术人员已达到１０００多人。
１９５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这是我国地质工作大转变、大发展的时期。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９日，周恩来在阐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指出：
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是开路先锋。
１９５６年２月，毛泽东在听取地质部工作汇报时，也明确地指示：
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调整时期，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服务，地质工作的先行地位被再次强调。
针对内地工业建设，周恩来要求“进行地质勘探、科学实验。厂址选择和各项设计工作，为今后进行工业建设作好必要的准备”。他说：
进行内地的工业建设，必须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逐步实施。在近期内，首先是大力进行地质资源的勘探工作。
周恩来认为国家建设需要人力、财力、物力，而矿产资源的丰富是物力的主要标志之一。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周恩来在阐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时指出：
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的新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周恩来不仅通过主持政务会议、国务会议研究地质部的工作，而且曾多次实地检查一些省、区的地质工作。周恩来曾亲自到西陵峡，实地考察地质部三峡地质队勘察情况，给地质工作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周恩来为调集、组织、造就地质科技人才付出了大量心血。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在周恩来关心与运筹下回国主持地质工作的。
从１９４８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１９４９年９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１０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拒绝随蒋迁台的命令，冒着被***扣留、暗杀的危险，决定返回祖国。
１９５０年５月６日，李四光冲破重重障碍从国外辗转回到北京。到北京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即到李四光的住地看望，同他谈了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组建等问题。
１９５２年，在周恩来支持下，北京地质学院、东北地质学院相继成立。周恩来对中国铀矿资源的勘察工作十分关注。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是从铀矿普查发端的。
１９５４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当时主持铀矿勘察工作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此后不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开始中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向李四光、钱三强详细了解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及铀矿资源情况，为第二天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作准备。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出席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的汇报，观看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家演。
这次会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同年春，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
最后双方签订了两个援助协定，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和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为中国的核事业打下了基础。
中国石油工业放出异彩也是从石油勘探起步的。建国后，石油资源不明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１９５３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约李四光到中南海，就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问题，即发展人造石油还是找天然石油问题征询意见。
李四光基于我国地质人员提供的对中国地质构造与油汽资源的调查资料，运用地质力学的理论，分析了石油形成的基本条件，深信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汽资源，对勘探前景予以肯定。
毛泽东、周恩来听后深表赞许，强调今后要加强石油的勘探与开发工作。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国务院做出决定，责成地质部从１９５５年起承担石油普查任务。
１９５７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原在西北的石油勘察队伍陆续调往松辽、华北、华东等地区，充实和加强这些地区的油气勘察。
建国１０周年前夕，我国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在松辽平原发现了大庆油田，从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开发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地质先行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加强矿产并使它同重点建设协调发展，提供了许多经验。
在中国矿产工业的带动下，中国的科学事业蒸蒸日上，在向工业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鞍钢为工业现代化作贡献
１９５７年６月，北京人民大会堂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３０多岁的年轻冶金学家邵象华作了发言。
邵象华提议中央以规模经济效益来发展我国钢铁工业。他的发言获得了大家的欢迎。
邵象华是中国著名的冶金学家、冶金工程专家。建国前，他就设计并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新型平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为鞍钢恢复生产和建立技术管理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邵象华先后开发了超低碳不锈钢、含稀土和铌的钢种及新型合金的生产工艺，创立了从废钢渣和铁水中提取铌的独特工艺，开发了用氧气转炉冶炼中碳铁合金、转炉炼钢底吹煤氧等项重大工艺，并开展了有关的应用基础研究，为我国钢铁科技进步和钢铁生产建设咨询做出了重要贡献。
邵象华，１９２３年２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曾公费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冶金。先后获得冶金学士，冶金硕士学位。后来，他受***资源委员会翁文灏动员，回国参加***中央钢铁厂的建设。
１９４４年，邵象华在电化冶炼厂设计了当时全国最大平炉。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日，沈阳解放。邵象华参加了接管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工作，在新诞生的鞍山钢铁公司中，担任总工程师，并先后兼任炼钢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和公司技术处处长。
但此时的鞍钢，已遭到严重的破坏。邵象华初到时，虽然第一炼钢厂基本设备尚在，但已“千疮百孔”，不能运转。留在炼钢厂的一名日籍工程师和３名工人，对恢复鞍钢并无兴趣。
但邵象华毫不气馁，满腔热情地投身工作，并先后从关内动员一批昔日的同事和学生，前来鞍钢参加工作。
１９４９年春，邵象华想利用该厂原有的“预备精炼炉”生产当时国家铁路运输急需冷铸车轮的特殊铸铁，与那位日籍工程师商量，不料他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说：“你们中国人能搞成，我就向你们磕头。”
邵象华分析了炼制车轮特殊铸铁成分所需要的条件，制定了周密的精炼操作方法，试炼一次成功，炼钢厂成批地供应了冷铸车轮特殊铸铁。
１９４９年４月，鞍钢第一座平炉投产，但各种事故层出不穷。邵象华等时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在现场。由于干部、工人齐心协力，在较短时间内，事故大为减少，逐步做到顺利生产。平炉炉顶硅砖寿命，大为延长。
由于邵象华对恢复生产所做的贡献，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邵象华被鞍钢公司授予二等功臣称号。
１９５０年鞍钢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建立现代化企业各项组织管理制度。邵象华作为技术处处长，负责制定公司各个基本生产工序的技术操作规程、各种产品检验标准和技术措施等。
这些都是鞍钢这座大型联合企业步入正常运转的必要基础。同时，这些技术操作规程也为后来国内其他钢铁企业制定规程提供了样本恢复生产初期，鞍钢各项消耗指标均比较落后，产品质量也有许多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邵象华以很大精力推动鞍钢的技术改进和研究开发工作。
１９５２年鞍钢平炉炉顶寿命及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或超过该厂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１９５５年邵象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５０年代起，他先后担任国家科委钢铁组成员、冶金学科组副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发明奖奖励评审委员会冶金组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冶金部科技进步奖奖励评审委员。
自１９５６年起，他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多届连任该会炼钢学术委员会主任及炼钢学会理事长。
１９５６年邵象华随冶金工业考察团赴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对这些国家的钢铁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回国后他在全国炼钢会议及其他场合发表了考察报告，提出许多改进我国平炉炼钢的意见。
为了利用我国丰富的高铝钒土资源，鞍钢与沈阳金属所合作，于１９５７年在鞍钢１８０吨大平炉上首次采用镁铝砖取得成功，该平炉寿命达到５２０炉，超过了当时国际上铬镁砖砌炉顶的寿命水平。
截至１９５９年，鞍钢全部平炉改用镁铝砖砌炉顶，使得平炉炼钢实行强化炼钢操作成为可能。邵象华在上述工作中，协助鞍钢公司领导，组织了鞍钢耐火材料厂、中央试验室、炼钢厂和中国科学院金属所有关人员一道奋战，取得良好成绩。
１９５８年邵象华调到钢铁研究院后，他积极投入氧气转炉、连续铸钢，包括他为小轧机轧大钢轨而提出的异型坯连铸、平炉用吹氧强化操作等中间试验及开发工作。
１９５８年秋，邵象华被调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即后来的钢铁研究总院，先后担任炼钢及冶金物理化学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及技术顾问、博士生的导师等职。由他主持了冶金反应、冶炼新工艺、真空熔炼、铁矿共生元素回收利用等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课题，其中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
５０年代，鞍钢大量生产的是沸腾钢，但沸腾钢锭内部允许存在一定程序的成分偏析，若操作不当容易产生缺陷，以致降低成材率，甚至造成质量事故。
邵象华对沸腾钢的凝固过程、钢锭结构、产品质量和操作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于５０年代中期完成了一项在钢锭凝固期间喷吹小量压缩空气或氧气，从根本上减轻沸腾钢偏析，取得了显著减少偏析及由此造成的缺陷的效果，并在现场生产条件下确定了最佳操作方法，所设计的工艺机械装置具有易操作的特点，该项创新成果发表后，引起当时英国国营钢铁公司很大兴趣，立即来信要求提供详细资料。
邵象华在参加起草国家《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曾呼吁大力创造条件发展氧气炼钢。
１９５７年他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意见。１９５８年在全国“大办钢铁运动”中，他陪同冶金部领导视察许多地方小钢铁厂，从技术上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建设中的问题。
６０年代初，为适应国家发展国防尖端材料的需要，邵象华向有关领导建议，将自己的炼钢研究室改组为冶金物理化学研究室，从事冶炼钢及新型合金的有关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课题。
邵象华结合当时军工任务，带领年轻科研人员进行了真空条件下冶金反应过程的研究，特别是真空熔炼、电渣重熔等技术的应用、改进及开发。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真空熔炼炉内铁基、镍基熔池中的碳脱氧、氧脱碳反应，合金元素及微量杂质元素的挥发，坩埚耐火材料对熔池的供氧作用等等。
另外，对国际上真空熔炼领域中已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综合述评，帮助我国正在成长起来的特种熔炼技术队伍提高学术水平。
６０年代，国家开发核能迫切需要超低碳不锈钢，当时氩氧炉尚未发明，国外都用特殊的装备和复杂的流程来生产该种钢。
邵象华调查研究了国内特殊钢厂冶炼普通不锈钢的条件与经验，分析了该钢种的特点，认为要实行强化熔池吹氧进行高温脱碳，并及时加铬以冷却熔池、防止炉体损伤等特殊的操作措施，用普通电弧炉也可以生产出所需的超低碳不锈钢。
邵象华带领工作组到抚顺钢厂与重庆特殊钢厂分别试炼上述钢种，都做到一次试炼成功。其后两厂为国家提供了成批的超低碳不锈钢钢材。为此冶金部通报表彰了邵象华等人的事迹。
邵象华在大冶钢厂主持加稀土元素，节约镍铬的炮管钢的研制。其技术难点是控制钢液纯净度和稀土加入方法，使各成分分布达到均匀。该钢种通过了军工部门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全部验收标准，被列入国家战时储备钢种。
６０年代初，针对包钢铁矿资源，邵象华在多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和技术期刊上呼吁开发含铌高强度低合金钢。
其后邵象华带领工作组与包钢合作，成功地研制了我国最早的锰铌低合金钢，并按当时任钢铁研究院院长陆达的建议，进行从平炉钢渣中提铌的试验。
当时包钢已堆存约２０万吨平炉废渣。邵象华等利用１９５８年建立但当时已停产的“中包钢”的部分残存设备，开发了一个以平炉渣为原料的流程，先在小高炉中炼出富锰含铌和磷的铁水，再在空气转炉中“轻吹”，炼出高磷铁和富锰铌渣 将后者在电弧炉中用焦碳部分还原以达到脱磷和部分脱铁后，还原成铌锰铁合金。
这一工艺流程较长，但因原料和生产设备均系“利废”，投资少，成本不高，尤其是所产的铌锰铁合金正好适于炼制锰铌高强度低合金钢，有较好的经济意义。
１９６１年邵象华率工作组常驻上钢一厂，帮助其新建的转炉车间过技术关，其后冶金部在一厂召开了全国性现场会议，以推广邵象华等与一厂共同创造的经验。
７０年代初期，邵象华提倡平炉熔池顶吹氧气强化操作，受冶金部委托选点进行试验，组织人员先后协助上钢三厂小平炉和鞍钢二炼钢厂大平炉开发此技术，后相继在全国许多平炉上大量推广。
国内生产低碳锰铁历来采用双电炉法，将硅锰合金再次冶炼而成。该流程耗电大，生产成本高。邵象华根据热力学原理通过理论计算指出了用氧气使碳优先于锰氧化的大致温度范围和锰可能吹损的程度，于１９５７年提出了关于碳素锰铁吹氧脱碳的工艺原理。并到上海与遵义两铁合金厂指导他们进行以碳素锰铁为原料、用氧气转炉冶炼中碳锰铁的工业性试验，取得了的预期效果。
７０年代后期，为了能在转炉内大幅度增加热源，以达到炼钢多用废钢或冷生铁，并适应铁水预处理后热量紧张的状况，邵象华提出进行氧气转炉底吹煤和氧的研究。
邵象华指导研究生与现场技术人员，从实验室探索开始，直到在新抚钢厂１０吨转炉进行工业试验，取得良好结果，通过了冶金部阶段鉴定，获国家专利。研制含铌钢种，取得从废钢渣和铁水中回收铌的系列贡献。
除了在工厂的日常工作之外，邵象华还写了大量冶金方面的文章、著作，为推动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做出贡献。为适应当时广大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需要，他专门编写了一本《钢铁冶金学》，这是新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钢铁中级技术专著。
邵象华在技术期刊《鞍钢》上发表了许多针对工作需要的技术文章；还组织炼钢厂技术人员共同翻译了美国爱默出版的权威名著《碱性平炉炼钢》，接着又单独翻译了苏联的《钢冶金学》。后来，《钢冶金学》成为当时冶金类高等学校的教材。
以邵象华为代表的鞍钢人为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现代的步伐。
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
１９６４年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告》。
在通告中，介绍了石油工业部从１９６０年５月开始，集中全国３０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４万多职工，调集７万多吨器材设备，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的情况。中共中央在通告中指出：
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它的一些经验在各部门和党、政、军、群众团体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以作参考。这标志着全国“工业学习大庆”运动的开始。
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大庆作为工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呢？这首先得从我国的石油工业说起。
我国石油资源较为丰富，但建国初期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原油产量极低。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１９５２年２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十九军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援石油工业建设。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当毛泽东得知我国１９５５年天然石油年产量不足５０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资金很紧张，在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时，他很有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毛泽东这些意见，为以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１９６０年春，正当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传来了我国发现大庆油田的喜讯。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我国石油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在大庆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就在这个时候，铁人王进喜，从玉门率领一二〇五钻井队，千里迢迢赶往大庆。
坐在飞驰的列车上，王进喜心潮起伏。想起了自己１９５９年来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时的一次对话。
那是王进喜第一次到北京，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个大气包，他曾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
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
听了这话，王进喜没有再问下去。他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王进喜曾多次向战友们说：
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
王进喜和他的战友们，带着这种要为国家承担压力的高度责任感，带着满身的力量，来到了大庆。
当到大庆时，王进喜甩开身上的老羊皮袄，手指着大地，对战友们大声地说：
看，这儿就是大油田，这回咱们可掉进大油海里了！同志们，摆开战场，甩开钻机干吧！把石油落后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三月的大庆，朔风呼号，滴水成冰。一下子几万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大荒原上，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了大问题。
王进喜带领一二〇五队，一连好几个晚上，围着篝火讨论怎样对待困难。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拿下大油田，哪能没有困难？但是，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克服天大的困难，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
群众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给了王进喜极大的鼓舞。他向战友们说：
我们工人阶级就要有这样的雄心。现在我们流点汗，吃点苦，为的是快快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只要国家有了油，咱们再苦再累也高兴。
刚开始，钻机没有运到，工人们天天派人到车站去等。不几天，钻机到了，但是吊车、拖拉机不够用，６０多吨重的钻机躺在火车上卸不下来。大家都很着急。
王进喜说：“没有吊车，咱们有人在。毛主席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只要有人在，咱们就能想办法把钻机卸下来。”
全队的小伙子们被队长那浑身的劲头和激动的神色所鼓舞，”上呀！”一声呐喊，便行动起来。大家一鼓作气，从清晨干到太阳偏西，硬是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把钻机从火车上卸了下来，运到井场，又花了三天三夜时间，把４０米高的井架矗立在大荒原上。
眼看就要打井了，可是，水管线没有安好，开钻没事 有水怎么行？大伙说，”咱们用盆盆端！”有人不同意，说：”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的？”王进喜理直气壮新 地说：”就是我们的国家！”他带领工人们同井场附近的农民一起，终于奇迹般地用人力端来几十吨水，提前开了钻。
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４日，太阳从东方升起，井架上披着金色的阳光，王进喜大步跨上钻台，握住冰冷的刹把，纵情地大喊一声：“开钻了！”这声音威武雄壮，气吞山河！正像王进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人也要抖三抖！
经过五天五夜的奋斗，大庆会战的第一口井终于喷出了乌黑发亮的原油。王进喜和工人们围在井场的周围，眼看着那高高喷起的油柱兴奋得忘掉了一切，一个劲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
但战斗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第一口打好以后，王进喜却不幸受伤了。油田领导和工人们把他送进医院。可伤还没好，王进喜就在一天深夜，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医院回到钻进队，顾不上休息，就拄着拐棍上井去了。
打第二口井的时候，王进喜的腿伤还没有好，只好拄着双拐在井场上来回指挥。一天，轰隆一声，钻机上几十斤重的方瓦忽然飞了出来，井喷的迹象出现了。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王进喜忘记自己的腿痛，立刻奔上前去。压井喷需要用重晶石粉调泥浆，井场上没有，他当机立断决定用水泥代替。一袋袋水泥倒进泥浆池，没有搅拌机，水泥都沉在池底。
这时，王进喜奋不顾身，把双拐一甩，说了声：”跳！”就纵身跳进了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搅拌泥浆。看到这情景，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跳了进去。
他们整整奋战了三个小时，险恶的井喷终于被压下去了，油井和钻机保住了，王进喜的手上身上却被碱性很强的泥浆烧起了泡，同志们把他扶出来时，腿疼得使他扑倒在钻杆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下来。
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王进喜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井场附近的老乡，都认识王进喜。他们深深地被王共进喜这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向工人们夸赞国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
从此，“铁人”这个光荣的名字很快便传开了。
向铁人学习！
发扬铁人精神！
响亮的口号响遍了整个大庆油田。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日，大庆运出了第一批原油。１９６３年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了，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这一年，王进喜代表大庆工人光荣地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毛泽东。
１９７０年，大庆油田虽然人员设备都减少了，新建的生产能力却大大超过了前一年，原油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初，王进喜得了胃癌，不能起床了，还恳切地对守候在他身旁的医护人员说：”让我回大庆看看吧，我想看看同志们，看看大庆油田。”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是王进喜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最后一次苏醒的时候，王进喜用断断续续的微弱的声音留下了自己遗言：
要搞好团结……
一定要把大庆的工作搞好……石油、石油……
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经验”，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代表，“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的推广，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促进了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号召三线大建设
１９６４年８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１７日、２０日先后两次指出：
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两年内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
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加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三线建设为中国西部工业奠定了基础。
１９６４年８月２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８月４日，海战进一步扩大。
早在４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３７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８月６日６时，他在中国政府***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
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这个行动指的是毛泽东多年的一个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就此中断。
８月１７日、２０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最终促成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２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专门报告退回给罗瑞卿、杨成武，批示说：“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他还关切地问道：“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８月１９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参加专案小组的各个部门负责人负责相应的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纳入第二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报告还建议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日常工作由公安部负责。
８月３０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这份报告是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９月５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９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
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
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１０月３０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１９６５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２０５２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４００多万，安排了１１００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１３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
“三线建设”的决策是中央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部署。当时国际环境十分紧张，使长期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感到十分不安全。
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实际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１１００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 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 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许多铁路，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
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
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
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
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
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
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
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１０万千瓦以上电站６８座。
２４１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１２４个，累计投资９４７２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５３％。
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１２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
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８０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
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１００多
个部属储备性仓库，１５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三线建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西部地区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地区平衡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