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英雄》 第八章由哪个来打响第一枪 免费试读
“枪一响就不怕了，怕就怕在战斗未打响那一阵。”这是《汉水横冲》中的一句话。著者吴官正是在回顾武汉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时引用的这句话，原话是王群说的，只有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才说得出这极为精辟之语。
武昌首义的爆发似乎就隔着一张纸，看谁在什么时候把它捅破。而捅破之前，包括空气都高度紧张，叫人非常害怕。
“清吏以武汉谣言甚炽，人心动荡，寝食不安，于八月十二举行巩固省防会议，武官管官管带以上……”张彪发出的油印传单人手一张：“有大股革命党隐匿武汉，凡我军人宜知亲上死长、忠君爱国，切勿听信匪言，为之煽惑，其各凛遵，毋得轻试军法。”气氛极其严峻，子弹在枪膛里发抖。
哪个来打响这第一枪？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悬问，以至百年之后还令人惊悚于那一声激烈和清脆。
枪响之前并不是沉默，而是敌我双方在争分夺秒地明争暗斗，起义指挥总机关与清廷湖北当局在针锋相对地捉对厮杀。黑暗中，推翻清廷和捍卫清廷的两股力量搅和在一起，一时还难分轩轾、谁胜谁负。
被瑞澂视为劫难的八月十五，不过是一场虚惊。这与其说是革命党人还没有准备充分，不如说是清廷的高度警戒发挥了威力。此前的八月初三，北京外务衙门即传来密电，“革命首领黄兴派遣党徒，分布于武汉三镇，定于八月十五起事。届时由三十标步兵响应，占领武昌。应先期严密缉拿，以遏乱萌。”武汉当时的“白色恐怖”，连身在牢狱的胡瑛也感觉得到。叫人匪夷所思的是，满清监狱管理居然如此松弛。胡瑛“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得到外界消息，并草拟一份电报，让狱卒代为发出：武汉形势险恶，起义将会后延，谭人凤、宋教仁等务必不要步入险地。谭人凤、宋教仁、居正和前来迎接他们赴鄂主持起义大计的杨玉如反复商议，认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应以胡瑛建议为重。遂决定不去湖北，连居正也留在上海，派杨玉如立即回去，劝孙武审时度势不要与瑞澂争一时之长短。有人说胡瑛帮了个倒忙，身处狱中，插手全局，使拟定的领导人在紧迫时刻放弃了武昌之行，致使后来湖北都督大印送予黎元洪——历史难免出现这种阴差阳错。
9月26日，焦达峰从湖南派人函告，“中秋”举义准备不足，请展期十天，湘鄂同时发难。10月2日，黄兴在复函同盟会中部总会时说，“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赞成在武汉起义，但主张10月底在十一个省同时发动。
起义似乎又一次无限期推迟以至泡汤，但事实并非如此。共进会与文学社形式上实现了联合，统一了行动，事情却还是分头在做。大江两岸，亦文亦武，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住处原共进会总机关现为政治筹备处，李白贞在刊刻军政府印信；李作栋等在丁立中印制的中华银行钞票上加盖印章；谢石钦、邢伯谦、梅宝玑等在拟缮起义文告及对外照会……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成为军事指挥部，各单位代表来此汇报情况供常驻筹备员参考；杜武库、王华国在起草军事计划共22条，对各标营均用数字排列编队，进攻时以所编番号为指挥单位，并附有路线图。
时间定格在1911年的10月上旬，湖北革命党人和清廷湖北军政当局都进入了“临战状态”，一场空前壮烈的大事变即将发生。
历史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时刻。“勇敢地成为智者吧！（Saperearde！）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革命党人正如康德所言,“在没有权威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以武昌首义实践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
27.炸药爆燃枪响之前
一个人的一生究其关键性来说，有时是用年计算的，有时是用天计算的。而武昌首义酝酿并发动的那些天，过程推进应该是以时辰甚至是以分秒来分段计算。
——10月9日这天下午3时左右，宝善里14号呼地一声，炸药爆燃的烟雾顿时窜出窗外，惊动四邻。
原来，9月24日南湖炮标兵变之后，新军中的子弹被收缴一空，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将退回到冷兵器时代，忠于清廷的“御林军”手里却弹药充足，致使造反军人全面被动根本不能言战。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面对瑞澂的釜底抽薪之计，刘复基等决定采取聚沙成塔之策，利用跟绿营、卫队中有关系的人弄子弹，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三颗五颗地弄，有一颗算一颗。同时，孙武召集在日本学过制造小型炸弹的同志，抓紧赶造军火。
偌大武汉繁华商城，很快出现几处军火作坊。革命党人很难弄到真正的炸药，只有自己动手，利用合法的材料制造。到日本洋行买硝酸铵化肥溶水提纯后再加炒制，到英商太古洋行买白砂糖研细后助爆剂，到美孚石油公司买柴油当做助燃剂……还要购进黑铅、铁片、香烟听、罐头盒之类。制作小型炸弹的材料由会党中人刘玉堂等陆续买回后，潘公复、陈树声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孙武带其他人先在汉兴里33号后又租下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七手八脚地干起了军火行当。操作过程说起来复杂：炸弹外壳利用空香烟铁盒，内装黑铅及黄色炸药等，另以火溶玻璃管，注入液体燃料之类，棉花封口做导火管，每日约可装二三十个。这种土制炸弹效能较差，邓玉麟曾在洪山试放，仅在一方丈内有效。使用和制作时稍有不慎，极易发生危险。再说炒制硝酸铵的过程中散发出来的异味极大，将引得邻居们恶声四起，必须选择远离人群的地方进行这项操作。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在居民稠密区进行操作，其后果可想而知，暴露是迟早的事。
孙武们配制的炸弹，有人说“原系黄复生、喻培伦等前数年由日本携来，备以炸端方者。”“装好后预备携至武昌炸制台衙门上房。因制台衙门左边围墙外系大街，同志等在此租一铺面，预备由此处将三个炸弹携进内上房放炸。”（邓玉麟《辛亥革命起义经过》）
谁也没有料到，黑色的烟雾却在宝善里腾空而起，成为了武昌首义的导火索。
关于起火的原因说法很多。为宝善里14号作铺保的李白贞回忆：孙武在楼上后面小房间装制炸药时有些得意，手拿一个才装上药的炸弹，对大家说，要是用这个炸弹把瑞澂、张彪、铁忠这三个王八蛋一起炸死就好了！说完随手把炸弹向桌上一放，不料用力过重，炸弹立即爆炸。而孙武的秘书高筹观回忆：午后二时许……小窗挂着窗帘，室内很安静，孙武俯身低头，专心制作炸弹，安玻璃管，掺黄黑药，心里想着这些东西都是送给那些红顶花翎的满清走狗的。心里一高兴，用手往炸弹上一弹，哪知用力过猛，忽然一玻璃管中药质未净，滴入硫质之中，引发爆炸。炸声轰然，屋宇震动，整座房几乎被摧倾，烟雾弥漫，对面看不见人。另据李作栋回忆：八月十八（农历）上午，刘公胞弟刘同到宝善里找孙武谈话，谈话完了，即在旁边看着孙武制造炸弹，一不小心，香烟灰落在炸药中，引起了火药燃烧。
总之是浓烟满屋。孙武的脸、双手都被烧伤，头发眉毛也被烧去不少，总算两个眼睛还没事。所幸堆在一旁的十几个小型炸弹都纹丝未动，若被引爆，宝善里14号就不复存在了。
火药的爆燃惊动了街坊邻居，有人跑出来看热闹，一时间门外人声喧哗。丁笏堂催促孙武快走，李作栋身上的单衫脱下（一说是用九角十八星旗）罩着孙武的头，由陈光楚、汪性唐扶下楼，叫来一辆人力车，直接去德租界同仁医院。一种说法是，炮八标出事后到机关来做事的赵楚屏此时与在场的梅宝玑一起架着孙武，出巷子叫了一乘车子直奔同仁医院。这医院是日本医生河野开的，河野的翻译徐凤梧与党人素有来往，同情革命。武汉文史专家***庭说，对孙武紧急救治的同仁医院医生徐凤梧是他的堂叔，孙武的女儿孙吕芹后来是武汉文史馆员，对徐凤梧感恩戴德称他为徐叔。也有的资料说，同仁医院认为孙武系危险物烧伤劝其出院，他被转移到共和里19号黄玉山家中。
再说宝善里14号这边，俄国巡捕很快前来搜查，毫无疑问，一切暴露无遗：新印“中华银行钞票”、抄写工整的文告、铁箱子里面的旗帜、徽章、关防、露布、檄文、照会各领事公使公文、同志名册等，琳琅满目。巡捕队长命令士兵把这些全部搬到俄国领事馆。清理文件时又发现宝善里1号也是革命党人的机关，派人返回宝善里搜查。
俄国总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连夜向江汉关道齐耀珊通报两处革命党机关被破获。齐耀珊不敢怠慢，亲自去俄国领事馆清点查抄得来的文件。知道革命党人真的有八月十五起义的计划，他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安排侦探四出活动，防备革命党人困兽犹斗。同时连夜派人过江，向瑞澂报告。
英文版《汉口日报》次日的一则报道说：
由于昨日下午俄租界一枚炸弹的爆发，破获了此前未曾察觉的一个革命机关。下午四时，俄国租界当局附近的巡捕为强烈爆炸声所惊恐，响声显然来自德国屠宰场后面的土著民房。于是向邻近地区猛冲过去，并且在一个弄堂的十四号发现两个华人向周围泼煤油，显然是准备放火烧掉房屋。立即***并搜查了房间，革命党机关因而全部暴露。已经制成的炸弹，作为原料的酸类、革命小册子和一个名单，很像是党员名册，这些都说明了弄堂和房间的作用。估计是炸弹突然爆发，当事人害怕巡捕查问因而企图放火。他们的企谋由于巡捕的行动敏捷而失败，他和另外两个已经说到过的巡捕，试图逮捕四个在爆炸之后马上走近此地的可疑男子，但结果还是让他们跑了。
湖广总督瑞澂第二天10时许在总督衙门召开大会，命令各部队、警察待命，准备抓获革命党人。张彪、黎元洪、铁忠、王履康全都到了，济济一堂。据《清末民初云烟录》载，当此之时，清方搜出名册一本，新军多列名其中。左右有人献计，这类事情在香帅（张之洞）时候常常发生。张的办法是将名单当众烧掉，可以安定军心。瑞澂道，那么我也把这份名册当众烧毁，可是要抄录一份保存下来。这话不久传播开来，新军更加不安。据说这也是加速武昌首义发动的原因之一。
实际情况可能是，等汉口送来缴获文件，瑞澂打开一看，根本没有办法按图索骥，显然革命党人的文件用了密语，要破译这些密语需要时间。但革命党人还是有疏漏处，几个机关的地址如小朝街85号竟然写得明白无误。瑞澂说，昨晚风大，江上不能行船。直到现在风势未减，江面上仍然船少，不容易过江，武昌这边的革命党人不一定得到汉口失手的消息。我们立即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取毕其功于一役之效果。张彪、黎元洪、王履康齐声道“喳”，领命而去。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隔着长江天堑的武昌和汉口是两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武昌的革命党人对汉口发生的重大变故没有得到一点消息。10月9日凌晨，蒋翊武顶着大风大浪从岳州回到武昌。他先到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随后来到小朝街85号机关报到。刘复基等喜形于色，向他报告这些时起义准备情况，并传达黄兴推迟起义的来电。在场的王***、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等议论，拖到11月初起事太晚，谨防夜长梦多。初来乍到的蒋翊武有些倾向于按黄兴的统一部署行动，立刻派人到步马工辎炮各营把代表请来开会。众代表“俱见蒋归，如星下降，庆指导有人，欢欣鼓舞，策划有术”。宝善里炸药爆燃前邓玉麟正好外出买手表，回来时知道出了大乱子，赶紧往长清里去报信，见到刘公和李作栋等人。李作栋对邓玉麟说，孙武在同仁医院，你赶快去。在同仁医院病床上，孙武向邓玉麟等发布命令：马上过江去通知武昌那边立即起义。有人记述，邓玉麟、李作栋二人即去长清里取出十八星旗，各取一面缠于腰中。二人刚到江边，忽见炮八标正目共进会员陈子龙迎面走来，急将他俩扯到无人处说，汉阳门贴了你两人照片，我在巡司河的家也被抄了，我准备回乡下去。李作栋取下手表，邓玉麟掏出仅有的五块银元，都送给陈子龙作回乡川资。
邓玉麟不知是怎么过江的，反正到达武昌指挥部机关时，蒋翊武等还在叙餐，桌上的碗还没有收。邓玉麟及随后赶来的邢伯谦把汉口当天发生的事说了。听说同志们已被抓走，党人名册已落入官府手中；如果今晚不采取行动，明天早晨官府就会按名捕拿，到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保全脑袋。“惊诧之下，蒋翊武当时掉下眼泪。刘复基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语）千钧重担压在军事总指挥蒋翊武的身上，他有些犹豫不决。据说刘复基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对着他的脑袋说，你身为总司令，事势这样危迫，在生死存亡关头却裹足不前，难道你是怕死的懦夫！蒋翊武也拍案而起，你们真以为老子怕死吗？革命者不怕死，纵然是头颅着地，也要掷地有声。在场的人一番争论后统一了思想，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草拟命令：本军于今夜12时举义，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按命令规定的目标发动进攻。邓玉麟遵命去南湖炮标传达命令，其他人王***、江国光、张鹏程、邹秉初、王守愚等倾巢而出，分头到各标营送命令。
革命与反革命正在赛跑，争抢先机。“神行太保”邓玉麟马不停蹄，“下午五时，偕杨洪胜匆卒到工程营前队第三棚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又和徐万年、艾良城一起，携炸弹打算从文昌门出城去南湖炮标。岂料晚上***，城门把守很严。邓玉麟把炸弹丢在水沟里才轻装混出城门。黑灯瞎火中至南湖时已过午夜12时，营门关闭，就寝号已响多时。邓玉麟翻墙而入到马房，找到炮营标代表徐万年、孟华臣和蔡汉卿等人。天已曙明，当夜紧急发动的计划流产了，大家徒叹奈何。一说邓玉麟犹豫胆怯，徘徊不前，竟未达成任务，致号炮届时未响。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夜死一样沉寂，竟夕以待的城内外各军党人当夜均没有听到南湖炮队的炮响。
宝善里炸药起火真相
斯时,“刘同漫不经心，口里吸的香烟灰掉在炸药上，呼哧一声响，虽未发生爆炸，炸药浓烟突起。”《辛亥武昌首义史》还注明“此说据刘同1956年谈话记录”。刘同吸烟引燃火药说基本上成为定论。
90多年后，刘公的孙女刘重喜在武昌小东门向我们澄清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出自于对祖辈声誉的珍爱，刘重喜认真查阅过一些资料。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邓玉麟写的是：“孙武因制炸弹硫酸过分爆发”，汪锡玖写的是：“十八日，孙君在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造炸弹，误坠镪水，引药燃火烧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中李白贞写道：“孙武……用力过重，炸弹立刻爆发……”这跟刘重喜的奶奶刘一讲的“孙武不慎碰倒硝酸瓶”的说法是相符的。
对《辛亥武昌首义史》里的说法，刘重喜感到十分诧异。因刘同在重庆的子女曾告诉她，刘同于1952年4月过世，怎么可能在1956年跟贺觉非有“谈话记录”呢？但她还是向重庆写信征询过，收到堂叔婶们寄来的证明：“我父亲刘同生前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民权路分理处工作，于一九五二年四月死亡。发扬发美发运发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日”刘发美还另书一封:“父亲已死多年，刘家的历史已无资料留下，我都麻木了，不管这些抹着良心编黑话的人怎样造谣污蔑，我只想让死去的能安息！当然能澄清事实最好！”刘重喜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她2007年底给冯天瑜教授去函，冯教授的第一次回信恰逢她所在学校搬迁而丢失，后来冯教授再次回信。原文是：“因贺老与我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时，他只提供以前所写草稿，而贺老字迹甚草，难以辨认。他于1982年底辞世后，又无法核实他早年采访辛亥老人的笔记，这使得首义史中留有少数不确文字。以后若有修订，再版该书机会，一定将其改正。如无法核实的处所，则加删削。”
刘重喜最后肯定地说，宝善里机关炸药起火其实与刘同无关。
真实的情况怎样呢？刘重喜向我们提供了她叔叔刘发慧的原稿。其中写道：“刘同当时只17岁，在武昌昙华林文华书院读书……十月九日是星期六，下午五点，刘同从学校步行到汉阳门坐木船过江到哥嫂家度周末，天快黑了才到达宝善里1号，不料伸手敲门即被暗探捕去。……在一个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内，孙武被烧得遍体鳞伤，假若刘同在场，为什么未受伤甚至连头发也完好无损？火药爆炸后，在宝善里14号内工作人员如刘公、李春萱等立即撤离现场，假若刘同是肇事人，为什么却自投罗网？”
其实原武汉市图书馆馆员沈畴春1961年撰文说过此事，“钟雨亭手捧烟袋站在门口，一面抽烟，一面找孙武谈话。当孙武回头作答时，手中偶然疏忽，将盛硝酸的玻璃管碰倒，硝酸流入炸药内，炸药立刻着火……”他引用孙武的儿子孙刚的话：据乃父生前所述，告以当时炸弹失事的真实情况是孙武所燃。追究刘同吸烟引燃火药说之由来，刘重喜认为是有人在刘公身上找不到污点，只有栽赃刘同。
至于有关刘同的其他记述，如当天黄昏，刘公要刘一（李淑卿）和刘同去把宝善里1号的重要东西取出来，被潜伏的暗探们一拥而上抓获。“昨日深夜，《汉口日报》记者前往俄租界巡捕房采访，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由于想进入一个可疑的房子而受到讯问。被捕的两个人移交到夏口厅。”刘重喜认为这是可信的。有人说刘同在燃烧之后回到宝善里1号，后来刘公要他返回14号去取重要文件时被抓，显然不合情理。再如，刘同被捕后，因经不起满清官吏的威吓，供出实情，使清吏在武昌大捕党人，破坏小朝街军事机关。武昌首义成功，刘同出狱，受到同志们的责备，因为刘公的关系，没有更严厉的处罚。刘同也自认错误严重，始终未过问军事政治方面的事情。刘重喜认为，刘同并没有在牢中招供，连龚霞初也说“问了汉口两个人，没问出东西来”，当时情况可能是还来不及审问到他这个小孩。据熊秉坤回忆：汉口长清里亦遭破获，捕去龚霞初及刘氏叔、嫂等同志二十余人，刘氏叔嫂惧刑，稍露党中内幕。又有刘某、齐某，意志不坚，亲投张彪告密，张密令搜捕。还有的说刘淑卿“临危不惧，坚不吐实”。种种说法，不知相信谁。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丁格尔在《中国革命目击记》中说：当晚，清方接连进行好几次搜捕。次日早晨，有四个男子被处决，其中包括刘公的弟弟。总督曾令人拷打他，迫使他招出刘公的藏身之地……丁格尔还引用刘公的话说：“我立即命令以白布缠臂为标记，务必于当晚十时起义。这一时间，也就是瑞澂决定处斩我兄弟的时间。”
刘重喜说，照这样说来，刘同是英勇而没有招供的，他应该跟彭刘杨一起并称为武昌首义四烈士了。但是，刘同并没有被官府当时处死，事实真相是，他死于四十年后的五十年代初。抗战期间他们全家避难重庆，刘同在中央银行供职。解放后新政权自觉立足未稳，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难免错杀无辜。1952年4月的一天刘同下班后没有回来，很久后家人被告知他***了。后来猜测，他极可能是被怀疑为潜藏特务而遭秘密处决。
28.三镇牢记彭、刘、杨
“彭刘杨路到了。”每天经过武汉的咽喉要道长江大桥武昌桥头，乘客就会听到公交车上的这句语音提示，三个历史人物被这座城市整天念叨着。
彭刘杨，是和武汉三镇“武阳夏”一样铿锵的三个音节，也是这个城市叫得最响的辛亥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本地人都知道它的含意和来历。
彭、刘、杨，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也不是按官职大小为序，或许是按被害先后为序。
10月9日晚上，小朝街85号机关往来党人络绎不绝。有人从街上叫来一个放留声机的人，打开匣子，一遍遍播放《三娘教子》、《华容道》、《空城计》等戏，掩人耳目。9时多，牟鸿勋跑来报告,外面风声很紧。蒋翊武和留下的彭楚藩、刘复基、梅宝玑、陈宏诰等人商议是撤是留，一时都拿不定主意。潘善伯本想在那里不走，刘复基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危险，这里有我们守着就行，硬是把他推下楼去。“万家灯火，在灿烂中静寂无哗。一般市民，沉沉的陶醉在黑甜乡里。但是坐在机关内等候钟点的人们，都是极其兴奋的。”（蔡寄鸥《鄂州血史》）将近10时，楼下有人拍打院门，分外震响。“谁？找什么人？”门内的人问。“找你们当家的呀，快开门！”门外话音未落，军警随即砸开院门一拥而入。刘复基打开小型炸弹上的引信，用力向楼梯口扔去。没想到楼梯狭窄，炸弹碰到栏杆反弹到楼上，只听到轰地一声，刘复基仰面倒地。结果在场的革命党人全部被捕（一说彭楚藩等在邻居的屋顶上摸黑逃走时，从警察高等学堂宿舍的房顶上坠落下来被捕），军警还将房东张廷辅的妻子贺氏、岳父及使唤丫头一个不少地带走了。
一根辫子救了蒋翊武的命。到了巡警道内，有人看他头上拖条大辫，身着一件旧袍，一副乡下人的土打扮，对他不予注意，趁此机会蒋翊武在混乱中溜走。陈宏诰的父亲在巡警署任科长，有几个警察小循私情把他放走了。
此前的黄昏时分，和邓玉麟一起去过工程营的杨洪胜手提竹篮，内装子弹外覆青菜，再次前往工程营“送货”，结果无功而返。回到第十五协西营门外时见自家店内有人搜查，原来是在稽查营总办李襄麟手下任差弁的邻居李国栋举报召来军警。杨洪胜转身就跑，边跑边投出三颗小型炸弹，都没有炸到尾追不舍的军警。杨洪胜跑到工程营前面的伏龙寺后菜园内躲藏，被军警搜索出来，押解到湖广总督衙门。
9日深夜至10日凌晨，瑞澂总督立命组织军***审。即使像清朝这样的专制社会，这样的谋反大案也是公开审判，允许旁听的。故半夜三更，制台衙门仍人山人海，围观者很多。瑞澂担心革命党人混在中间行刺，指派督练公所总办、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司道、汉阳知府双寿和江夏知府陈树屏、巡警道王履康为陪审，自己则同师爷张梅生、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签押房后指挥一切。所有军政要员都集中于此，足见案情重大。
关于彭刘杨三人的庭上应对有多种说法，下面的叙述难免出入，权陈一说。
彭楚藩第一个走上历史的断头台。
据汉阳人王保民1961年回忆，彭楚藩字青云，原名祖藩，湖北鄂城人，忠厚强悍，坚贞不屈，少年好学，通经史，长诗文。16岁投笔从戎，初入炮队充当兵士，每天奔至各队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充陆军警备队第一队伍长，推为宪兵营革命同志的总代表，极为革命团体所倚重。王保民1909年在陆军警备队见习，朝夕和他密谋革命。平素听他常谈，我们革命要能吃三个弹，就是枪弹、炮弹、炸弹，足见他不怕牺牲的勇气。1911年元月间，瑞澂乘楚材舰巡视田家镇炮台时，派宪兵队护卫，他准备在兵舰上行刺。不意楚材舰管带王恩平另派水兵多人守卫，因此他未能动手，行刺不果。回队时秘密谈及，他很失悔。王保民对他说，刺一瑞澂不过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像徐锡麟刺死恩铭那样，也不过使一般残贼恐惧一下。刺瑞澂又来一瑞澂，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革命要策划总动员，共同大举，那才能成功，你以为然否？彭楚藩彼时首肯称是。
彭楚藩家住平湖门一带，离督署太近。大战在即，他将妻子秦玉枝和六岁女儿招弟雇船送回鄂州，并嘱咐把招弟改名为小藩。彭楚藩对革命胜利是充满信心的，被捕之前，他在小朝街85号机关还和诸位开了个玩笑。他取出身上所携，对大家说，伙计们，我这些钱可以分你们一个人7块，仗打起来了，可以买几个烧饼填填肚子呀。彭楚藩还出门租了一台留声机放在楼下，让大家听机器戏，一来掩护楼上动静，二来缓和大家情绪。
据说身着宪兵制服的彭楚藩本来可以脱离危险，但他走了几步又踅了回来，可能是心里惦记着同志，不忍个人置身事外，或许还想见机相救。有个当官的对他生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是来办案的，那当官的诈他，宪兵营今晚没任务，你来这里办什么案子？走，跟我们到厅里去说话。这样，彭楚藩意气用事，自投罗网，走上了不归路。
督署大堂，汽灯高悬。彭楚藩被带上来了，铁忠一眼看见他身穿宪兵制服，心头活动：宪兵八营以旗人为主，宪兵营管带果清河是他妹夫，若处置彭楚藩会给果清河带来麻烦，便要官官相卫为他遮掩。铁忠想为彭楚藩开脱，连姓名都没有问就和善地说，你是宪兵,是奉命侦察革命党还是奉命抓捕革命党？是哪个糊涂到这步田地，把你当革命党抓来了？还准备叫左右给他松绑。出乎意料的是，彭楚藩大笑着说：老子就是革命党，谁为你满人去捕革命党?铁忠嘴里叱责，实际是再提醒他一次：你怎么不是奉命抓捕革命党的?你若是疏于公务，贪杯误事，其罪当责……彭楚藩着实有勇无谋，竟打断他的话说：老子是黄帝子孙，如何能服从你等鞑虏的命令！铁忠怕把事闹大，想问他一个假冒宪兵之罪，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假冒宪兵？岂料彭楚藩还不借梯子下台，冷笑说，宪兵有什么值得假冒的，是就是。铁忠又追问，你真是宪兵？有何凭据？彭楚藩说，我们汉人有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为。哪里是你们满人、满奴，鸡鸣狗盗之辈所能明白的。铁忠被骂得不知怎样再问，忙写下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往堂下一掷：推出去，斩！斩！斩！很快，28岁的彭楚藩高呼“轩辕皇帝万岁”，被斩于署前，大雨中尸体直立不倒。
将彭楚藩斩首后，趁热打铁提审刘复基。
湖南常德人刘复基，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失败后出走日本，即剪去发辫，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其兄刘星澂所在的《汉口商务报》任职。报社停刊，刘复基闲着不耐烦，急于进营去当兵。于是化名刘汝夔，从汉口理发店定做了一个假辫子，经常网着头。恰好四十一标开补，他就在第三营后队补上了一名副兵，和蒋翊武同在一个营，同为文学社的生力军。刘复基可算文武兼修，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他都当仁不让地参加了。“经过惨淡经营，刘复基出营设立机会，便以眼病为由离开军队，把行李搬至阅马厂附近一座小旅馆。”另据《六十年的变迁》中说，“距阅马厂不很远的一幢破庙文昌阁，前后两进，李六如和杨王鹏出营后，就隐匿在这里后进西边的厢房里，继续他们的秘密活动。和住在文昌阁前进的那位贩油货的王老五打交道，每天在他灶上搞一顿午饭，一枚铜板一个的烧饼，每天交换二十个。”刘复基和李六如等可能蛰居的地方，文昌阁北后就是辎重营。
在与共进会的联合中，刘复基巧妙斡旋，推波助澜，建功殊伟。人称“小诸葛”的他，亲自参与制定起义计划却未及实施，这叫他死犹不甘。本来他可以杀几个清军够本的，手掷的炸弹却没响，使刘复基充满遗恨。“原来是孙武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以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装上。”（刘心田《彭刘杨三烈士就义目睹记》）
斯时，刘复基脸上、身上伤痕累累，可怜拒捕时还被巡警的刺刀戳瞎了一只眼睛。陈树屏见他沉思不语，以为可以说动，就劝他投降以戴罪立功。刘复基感觉受到莫大侮辱，破口大骂陈树屏，汉贼！狗都不如的东西，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功，戴什么罪，立什么功？气急败坏的陈树屏命令把刘复基推出斩首。这时的武昌，夜深人静。在总督衙门前，刘复基在雨中大声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呼声在望山门内外回荡，久久不散。
刘复基是起义军事总指挥部的灵魂人物，他的牺牲是革命党人的重大损失。
把杨洪胜带上堂来时，天快要亮了。
杨洪胜是湖北谷城人，铁匠出身，曾在南河白鹤观渡口当过艄公。1903年投入新军，任第八镇第十五协三十标正目。1911年4月加入文学社，后奉命请假离营，在第十五协西营门外中和门附近租房开了间杂货店，以作革命掩护，担任交通联络。据黄元吉回忆,“是日杨同志生子甫三日”，也就是说，孩子三天前呱呱降生了，杨洪胜仍在为共和国的诞生而奔忙。如邓玉麟说，“不久杨洪胜同志送来枪弹两百颗，前三日玉麟交杨同志两百元，嘱买枪弹，乃送至八十一号。”杨洪胜生前所见的最后一个同志是熊秉坤，对他说“我晚间再送些炸弹来”。有资料说他还赶到胭脂巷11号通知胡祖舜，要他去塘角向辎重营传达提前起义的命令。
自制炸弹杀伤力小，自己反倒被炸伤了。负伤的杨洪胜是坐在地上受审的，可怜他面部炸伤，焦如黑炭。铁忠等人要他说出小型炸弹从哪里来，要送到哪里去，还有哪些党羽。杨洪胜一概不说，反倒高声叫骂，老子是革命党，你们要杀便杀，问这些做什么？铁忠命人用鞭子抽打，打了再问。杨洪胜说，除你们这些满奴外，都是革命党。老子连死都不怕，你们抽打几十鞭子，老子就会怕么？反而挺挺身子上去迎鞭。铁忠狂喊：快推出去杀了！杨洪胜拼出最后的气力厉声叫骂：贼虏，杀，快杀，狗奴才，你们不久就随老子来也！凌晨5时,总督辕门的鼓声第三次响起,正届第三个本命年的杨洪胜就这样慷慨赴死。
孝儒舌断血成碧，
子胥头悬眼尚睁；
革命未成遗恨在，
江流呜咽成悲鸣。（胡石庵诗）
彭刘杨被害是在半夜凌晨，现场情况戒备森严，目击者应该不多。《陶府春秋》一书中记载：时任藩署财政顾问官的陶德琨，10月10日早上听说他的堂弟及诸多学生被抓捕，想前往交涉。赶到辕门外，看见有很多军人，架着机关枪，如临大敌。他因为是府内职员，得以进入。会议厅为五大间，环坐了十几个人，均是省中权要，除瑞督之外，所有司、道等大员均***在里面。由大厅窗户外望，看见厅旁绑了许多学生，连同他的堂弟和姑表弟刘同在内。原新军步队四十一标的天门人曹珩称，当时亲眼看到杨洪胜被捕并当街示众，十分激动，痛哭失声。同行的同志捂住他的嘴，拉着他由刑场旁小径直奔汉阳门。但天还没亮，城门未开，只好躲在朋友家听风声。
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看，杨洪胜就缚时的全身像，摄于被捕受审之前。按当时的摄影水平，夜晚是不可能照下来并如此清晰的。他可能死于早晨，这时已经大天亮了，街上看热闹的一定很多。彭刘杨的头颅不知是否按惯例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文昌门内，三烈士慷慨就义后，尸首血淋淋地横卧在督署东辕门墙角，露了半天。善堂收殓时，陈宏诰、陈云五兄弟找了一家照相馆，把彭楚藩、刘复基的头颅拍成照片，即在《大汉报》上刊发，这竟然是武汉最早见报的新闻照片。
武昌首义前夕，瑞澂下令进行搜捕。小朝街85号、雄楚楼10号、胭脂巷11号、巡道岭9号同兴学社、三道街数学研究所、巡司河陈子龙寓所、中和门正街杨洪胜杂货店等无一有漏。至10月10日晚上，抓获的党人共有：陈子龙妻王耀英和张玉山、张得胜、陈明太、胡文卿，还有朱孔扬、许炳炎、孙百常、赵高明、任明陔、***、顾庆云、朱明廉、陈赓扬、张国藩、周祖濂、陈霈霖等等。
瑞澂大有斩获，为什么只杀了三个？这是一种巧合，也是属于武汉三镇的数字宿命。辛亥革命高层领导“孙黄黎”并称，中层领导是“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基层代表就是牺牲在黎明前黑暗中的彭刘杨。据说那天的审讯延续到凌晨直至下午三时,“严讯良久不决”，被提讯的有刘同、牟鸿勋、龚霞初和一位女性——张廷辅的夫人贺氏等。审讯中，贺氏抓散发髻，倒地喊冤，搞得铁忠十分难办。他骂道，你一张油嘴，南说南转，北说北转。好一个刁泼的妇人，押下去，等把她的丈夫提来再问。学生牟鸿勋表现得非常坚强，铁忠本欲加害，陈树屏力议暂缓，否则就是“四烈士”了；刘同年少，如数招供情有可原；龚霞初因招供而幸免于难。据蔡寄鸥记述，龚霞初否认自己是革命党，并哭道，我是读书人，受不起刑。请老爷开恩。蝼蚁尚且偷生，这无可厚非。“汉奸”一词，本来就产生于清代。那些天不愁没有人叛变。据说宝善里机关打杂的目兵杨某、炮队退伍正目邓矮子等均投张彪告密。龚霞初后来以簪初的笔名写了《武昌两日记》，文中有不实之处，有人说即为其自身掩盖。
因彭刘杨终是不屈，没有透露他们所知道的南湖炮响各营出动的秘密计划，致使瑞澂自以为“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有点沾沾自喜，还向朝廷报喜邀功，对防止新军炮兵、工兵和步兵的全盘举动未加措意。可以说彭刘杨三烈士的生命坚守，掩护了一场伟大的起义，值得我们这座城市永远铭记。
三烈士就义后，天象震变。“是日也，暴云四起，浪卷沙涛，尘气满天，雾气遍地，前不见人，后不见路。天地若不忍断送此绝代矫矫三烈士者，大有‘伍胥悬睛吴其昭，千古英雄同洒泪，黑风吹浪鱼龙舞，白日沉天鹰隼豪’之势。”（王华国）
“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兮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貌清而洁，骨侠而烈，促革命之动机，贡牺牲于祖国，湖湘钟灵兮，毓兹三杰，共和成立兮，千秋万岁，永纪念夫鄂州血。”（胡石庵）
武昌起义成功后一周月，“首义三武”等就祭奠了彭刘杨三烈士。后来又在旧督署辕门外建造三烈士亭，还把平阅（平湖门至阅马场）路改成了彭刘杨路。
在这条有故事的路上，三位平民英雄的群雕与阅马场那边的孙文铜像相伫相望，过往君子，你可知道何为彭、刘、杨？他们是武汉三镇城市之光。
29.“三烈在前，我继其后！”
武昌首义的枪炮声在彭刘杨三烈士牺牲后一天内终于打响了。
为中华民国肇基百年的那个秋日，大地丰收，而天空阴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10月10日血腥味很浓的清晨，瑞澂在总督署给朝廷上奏电报，全文863字，洋洋洒洒：
……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驻汉俄总事于租界拿匪极为协助，用得先破匪策，以寒匪胆。此皆仰赖朝廷威德所致。瑞澂藉免陨越，惭幸交并。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所有失察之巡警及地方文武均经随同协拿出力，应请宽免置议。在事异常出力员弁，容照例择尤请奖，以示鼓励。俄总事处已由瑞澂先行致函申谢。除善后情形随时续奏外，谨摘要电陈。乞代奏。瑞澂叩。
电报内容中没提黎元洪，当然也不写如下事实——瑞澂下达命令：武昌各城门一律不得打开，派张彪率军警到各革命机关、学校、营房、客栈等地搜捕党人。张廷辅是在三十二标操场被捕的,他的被抓在营内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传四起，有人说上边已下令以调防为名，将部队用轮船装至江心，然后开大炮轰沉。并说官厅已对新军失去信任，不管是不是革命党，全要一网打尽。（第三十标鲁祖轸语）一班戈什们，在襄阳学社、蕲州学社、大朝街、斗级营等处，又捉了赵师梅、赵学诗等几十个嫌疑犯。顿时满城风雨，人人自危。
瑞澂变本加厉，10日中午还召集巡防水师及军、宪、警长官开会，逐一询问抓捕革命党人的战绩。张彪出力最大，战果也不过上百人，且这里面不一定都是革命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瑞澂对一天一夜来抓捕党人的战绩很不满意，决定对被捕的革命党人暂时不再处决，以获取口供为先，尽可能抓得更多。瑞澂最不放心的还是新军，询问张彪、黎元洪，汉口、武昌的革命党机关被破获后新军有什么动静，是否有人躁动。几位巨头定下一个办法，严格限制各排士兵往来，各个营房的大门一律由长官的亲信士兵把守，不许士兵出营一步，甚至大小便也不准去厕所，都在各自屋里木桶内解决。可以想象，室内散发的骚臭味何等地令人窒息。
秋风秋雨摧煞人，置于死地而后生。已经把毒药放置枕下的孙武，在医院发布的10月9日晚上起义的命令因种种原因没有成为现实。“……不幸时候仓猝，消息不灵，城外各营，则俟工程营举事，然后响应；城内各营，又俟炮队举事，然后响应。两方面误会，遗误事机，天已大明。”（《邓玉麟革命小史》）就像一句俗话：“张郎等李郎，等到大天光。”刚买了手表的邓玉麟，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了20多个小时，武昌起义终于在被压迫得令人窒息的紧张情形下打响了，蛇山上下的枪炮声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这推翻二千多年帝制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百年的风尘并不能掩盖历史的事实。
武汉坊间有种种传说。其一，熊秉坤讲过，他跟满人打牌时，满人输了不把钱，他骂了声老子打死你个满***，就把枪开了；其二，汉阳有个也叫张彪的讲的这个段子更离奇：军界一把手张彪制台大人彻夜难眠，恍恍惚惚中做恶梦，抓起枪对着幻觉中的革命党人就开了——正当武昌起义约定的时辰，于是，这辛亥革命第一枪由张彪打响了；其三，武昌首义90周年时，《武汉春秋》发表过“书楹”的一篇文章，他抗战初期在鄂西利川古庙岩洞寺曾无意中遇见过一位自称是武昌首义打第一枪的老人——钟老爹。当地名流显绅原同盟会会员吴忠敏还提供“人证”，认为钟老爹当年在武昌工程营，暴动开始是他打了第一枪，接着众枪齐发，于是开始了起义。这类故事，我们不妨姑妄听之。
“熊秉坤见时机成熟，立即发难，大呼动手，并奔到院中向空鸣枪发出信号，这就是著名的首义第一枪，时间在十月十日晚九时许。”这是较为史家公认的说法。
熊秉坤的儿子熊辉显然为家父创造的辉煌而自豪。他在《他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回忆我的父亲熊秉坤》一文中写道：“当父亲正往各处查实之际，忽闻二排呼喝拿绑之声，情况有变，即时奔向现场，当机立断地打响了第一枪……”
但是，具体当事人的说法应该更可信。时在工程营后队的薛金胜在《辛亥革命起义经过实录》中写道：“晚上七时，金兆龙（五棚正目）焦急难耐，打上绑腿，背上皮盒，正在准备行动。忽然排长陶某下来查棚，上前抓住金的左膀，要去营部交待。金一见事机不妙，决不能再等，就用力一带，把陶某跌在楼板上，来了个扑地啃草。金不假思索，拔出刺刀从陶后心一刀刺入。陶当时痛极大呼：‘哎呀！我的娘呀!我的人来！’金大叫道:‘哪里是你的人来?我的人来！’程正瀛持枪挺身而起，对准陶某砰的一枪(这才是辛亥的第一枪)。”
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熊秉坤。他先后曾写过多次文章，尽管时过境迁，叙述的情节越往后越有变化。比较起来，他在1912年所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较为准确。“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一说五棚正目)金兆龙，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时所写的《武昌起义谈》有更详细的记述：“……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此时全营轰动，枪声隆隆负半时，盖汉奸亦放枪搀混其间也。余即率队兵临楼门……余见各队兵已出棚，即鸣警笛集合，……行经十五协西门，射三枪，应前约。至千家街，遇旗兵弄枪***，未与战。遥见城北火炎焰焰，盖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李选皋等，亦发难也。”
杨玉如在《革命先著记》中叙述“各路的民族英雄们先后出动及与清军血战的情况”之前，热血贲张，笔下生花，情不自禁地写道：
拍……拍……拍……这是工程营的枪声。轰……轰……轰……这是南湖的炮声。火伞高张，大放光明，这是塘角辎重营与城内王府口的火光。我们的三楚健儿干起来了！我们的黄帝子孙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