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堂入室：中国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 一、 获得认同 免费试读
江泽民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一位代表激动地说：“在入党的资格与条件的问题上，私营企业主应该与其他公民相同。”
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万言书责难非公有制经济
１９９３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年，神州大地呈现一片生机勃勃。
此时，受到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就在当年，各地由于基础建设上得过猛，摊子铺得太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全国零售物价上涨１３％，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２２％。
同年６月，为了迅速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不断升温的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又称为“十六条”，启动了宏观调控。
由于宏观调控采取适当的强硬手段压缩了信贷投资和经济规模，导致企业日子难过，使公有制经济内部千疮百孔的局面暴露出来了。
在此期间，大批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成为“休克鱼”。这些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成为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
这个《决定》，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所有制崇拜，改革的锋芒触及所有制。这是新形势下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一场关于私营经济的争论开始了。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尽管当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锢，然而，有些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还是不肯罢休。这一次，又变换新面孔出现了，争论的焦点从姓“社”姓“资”变成了姓“公”姓“私”。
在年初，在首都北京，一种新的“手抄本”开始流传。这些打印成小薄册的文章，一般没有作者署名，人们称之为“万言书”。
“万言书”先是在京城通过一些渠道广泛散发，然后再向全国各地流传。奇妙的是，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的打印本，但流传极广，不胫而走。
很快，各地政界、企业界、知识界消息灵通的人士，能看到的都看了。一时间，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又开始紧张起来。
“万言书”的文章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万言书”，一共有４篇。
第一篇“万言书”大约写于１９９４年下半年，题目叫《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此文的主旨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前几年姓“社”姓“资”争论的延续。
１９９５年夏秋之间，第二份比较有影响的“万言书”开始出现，文章的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没有作者署名。
第二份“万言书”的主旨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然在论证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这一次，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的国际形势。
文章认为，和平演变是主要威胁。当然，作者丝毫也没有忘记鞭挞私营经济和“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基础。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第三份“万言书”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文章要点如下：近年来，在不少报刊上频繁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
对这些宣传绝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
第三份“万言书”争论的焦点还是在“公”与“私”，争论的实质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
这个争论，经过３个“万言书”的挑战，从幕后到台前，从隐蔽到公开，愈演愈烈。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１９９２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文章列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六类言论，列举了“自由化分子”的名单以及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媒体名单，并且点了一大批有自由化言论的书籍。
随着４份“万言书”的相继出现，１９９７年初发生的另一件与私营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某些人发动的对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判。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好的温州，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交通不便，国家投资甚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
这一切，逼得温州人把自家古来的法宝“重视商业、自谋生路”的传统重新拾起来。“温州生意郎，挑担走四方”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温州的家庭企业就取代了“社队企业”迅速崛起。到１９８５年，温州全市个体户达１３万户，家庭企业产值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７０％以上。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至９０年代初，私营性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成了温州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
此时，“温州模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些人认为，温州的企业姓“资”不姓“社”、姓“私”不姓“公”。
在这种形势下，刚刚尝到非公有制经济甜头的温州商人乃至全国的私营企业主，都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再次变化。
于是，全国的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们，开始一边经营，一边敏锐地观察着中央经济政策的动向。
此时，他们渴盼着中央再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说句让他们放心的话。
十五大冲破所有制崇拜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９日，在党的“十五大”召开的前几个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说：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江泽民的此次讲话，是向外界提前传达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主要精神，就是提前“吹风”。
江泽民在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之后，还明确地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江泽民的这些话，有力地驳斥了“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
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一时间，全国各界都认为，江泽民此次讲话，催动了新的思想解放，即自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同时，这次讲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５•２９”讲话。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举国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了。
在此次大会上，江泽民所作报告的主旨，就是他在“５•２９”讲话中阐述的精神。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
同时，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提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关于所有制的新论述，是理论方面的大突破，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针对的就是“万言书”所提出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以及股份制等问题。
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业主和从业人员来说，最让他们激动的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句话。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个体、私营经济从中国经济的“另册”变成了“自家人”。
此后两天，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进一步扫清了人们对私营经济的顾虑。
在党的“十五大”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说，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针对社会上有人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朱镕基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一算，就不一样了。”
到党的“十五大”召开时为止，以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２年
和１９９７年为标志，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３次思想解放。
１９７８年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１９９２年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１９９７年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特别是把私营经济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关于私营经济的争议从此销声匿迹了。
从此，中国私营经济开始了大胆的、有突破性的发展，并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呼吁提高私营经济的地位
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一大批有规模、有潜力的非公有制企业开始在各地崛起。
非公有制经济在崛起的同时，那些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的企业，也在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国为民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上，他们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满足了国企下岗职工及其他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在非公有制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急国家之所急，他们在招聘职工时，优先选用国企下岗职工，１９９８年已安置国有下岗职工６１７万人，到１９９９年５月上旬止，单是温州市个体私营企业就已吸收１３万下岗职工。
在浙江宁波奉化城关镇，该镇的４个农贸市场，都可以看到打着“天华”招牌的连锁蔬菜店，在城区的街头巷尾，还有“天华”４家连锁门市部。
这家私营的菜篮子工程服务中心，由于经营品种多、服务好，１９９８年营业额达到２００多万元。
中心的主任原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下岗后办起了这家便民服务企业，一开业就吸纳了２５位下岗职工，占了职工总数的８５％。
在宁波市的再就业工程中，像“天华”这样的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接纳下岗职工的重要渠道。１９９８年，全市有１２万人下岗，失业职工加入了这一行列，占全市再就业职工总数的１０％以上。
在浙江余姚，每当夜幕降临，余姚城区中心的阳明东路５００米长的街上，就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两旁３００余个的小百货、服装、玩具摊位一字儿排开，生意十分红火，这就是余姚市里开设的，由下岗职工“独唱”的夜市一条街。
在这里，只要你有一本下岗证、一张经营者的一寸免冠照，就可以办理登记手续，成为临时的个体户来做生意，并免缴一切办证费用。
有了这个市场，一些下岗人员白天找工作，晚上搞经营，生活费有了来源，人心也就安定了不少。
在宁波的市区和其他县、市，还有不少这样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市场，如宁波城隍庙小商品市场、奉化奉帮服装综合市场等。
这些市场的存在，有力地解决了大量的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
在河北省武安市，为鼓励各类人群到私营经济体去就业，武安市有关部门还对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下岗职工优先办证、优先安排摊位，在半年内免收管理费，后半年减半收费。
同时，武安市还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优先聘用下岗职工，凡安置下岗职工占用工总数７０％以上者，减半收取管理费。仅１９９８年，武安市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经达１０万人。
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私营经济还为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以及全国经济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截至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已有个体工商户２８５０多万户，从业人员５４４０多万人，注册资金２５７４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５％、８％、９％。
１９９７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共向国家缴纳税金５４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占全国工商税收收入的７％。
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发展私营经济的重要性。
于是，一股呼吁提高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政治地位的呼声再次响起。
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积极入党
１９９８年，党的“十五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贡献，让人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不可缺少的。
于是，关于是否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争论消失了。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开始出现了，非公有制从业人员能不能入党？在世纪转换时刻，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引起重大争议的热门话题。
党的“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载入宪法，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
２０００年２月和５月，江泽民先后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后，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了党建工作中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私营企业主既在经济上谋求发展，也在政治上要求参与。为此，很多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同时，有相当一批下海人士原本就是共产党员，现在他们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人的党员身份也成了一个问题。
一时间，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能不能入党的问题，出现了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赞同的人说：“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在享有经济平等的同时，也应享有政治平等，否则他们就成了‘二等公民’，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相符合，也与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相悖。”
还有人说：“在入党的资格与条件的问题上，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应该与其他公民相同。”
在当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的讨论很激烈。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１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了北京市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位负责人说：
非公企业一些职工，甚至有一些企业的投资者、所有者也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建工作，已是迫在眉睫。
２０００年９月５日，《经济日报》发表了唐仕荣、胡本新、程飞的《促进个私企业健康发展》。文章说：
那些确是守法经营、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私营企业老板可以及时吸收入党……要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
把个体私营企业党员发展工作列入计划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
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接着，江泽民在讲话中还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的讲话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入党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只要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可以入党，这令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非常兴奋。
从此以后，很多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都光荣地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一家报纸刊登文章《私营企业主阶层正步入历史拐点》，公布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于２００３年联合进行的中国第五次
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被调查的企业中，２９９％的私营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积极入党的同时，在非公经济的内部建立党组织也开始开展了起来。
江泽民的“７•１”讲话后，全国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党总支，隶属于各地工商局党委，并以各工商所辖区为单位建立支部，开展活动。
个体、私营经济党总支的建立，密切了个体私营组织中各类人员与党的关系，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个体、私营经济党总支的成立，非公经济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大大鼓舞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的斗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私营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４日，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六大”是在党的“十五大”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非公经济在发展中国经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确认了非公企业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放宽了过去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澄清了在相关问题上的困惑和疑虑，并且提出了依靠法律保护私人财产这一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
同时，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处长兰士勇，高兴地说：“如果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那么，江泽民同志的‘７•１’讲话和党的‘十六大’，则正式赋予这个阶层以平等的政治地位。”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
在这些修改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其实，早在１９９８年，就在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的同时，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深圳私营企业主郑卓辉，就以个人名义向全国人大议案组递交了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
郑卓辉在议案中提到：
由于对私有财产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私营企业主往往心里没底。一部分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不思进取，沉湎于高消费，甚至挥霍。也有一部分人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致使生产要素流失。这样于国于民都不利。因此建议尽快制定法律，确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该议案得到了４９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附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第一份有关私产入宪的个人议案。
郑卓辉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多私营企业主的心声，很多私营企业主纷纷表示支持郑卓辉的议案。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开始积极支持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许崇德说：“这是肯定改革的成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产物。私有财产权纳入宪法，对将来私有财产立***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些背景下，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
修正案把宪法第十三条原文：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修改为：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很多私营企业主都非常高兴。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保护私有财产被写进宪法，使私营企业主的种种担忧都消除了，同时，它也宣告了中国的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后的岁月里，私营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员，在神州大地上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